一到春節，我居住的小城就成了諸葛亮的空城，只剩下兩個老軍打掃街道，夜間社區的窗戶多一半是黑的。那麼多人都去哪了？都湧向了鄉村。城市花團錦簇，鄉村就是它的根。於是鄉村熱鬧起來，彷彿田野從空寂的冬天一步跨入春耕大忙。

　　那些日子，小城流行這樣一句問候語：「回老家過年嗎？」答案大都肯定。倘若回答說不，那麼就要迎來疑惑：「怎麼？」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把父母接進城了，一種是父母不在了。前一種，父母未必情願，後一種則是無可奈何。我有個上些年歲的同事，我問他春節怎麼過？他說整天在街上晃蕩，儘管街上人跡寥寥。我問怎麼不回老家呢，他說父母都不在了，去誰家都討人嫌。誰有了這種情況，也常常會得到這樣的安慰：「也好，省得拜年了。」彷彿拜年是人人都想扔掉的垃圾。

　　我對拜年的認識，也經歷過從歡喜到反感的過程，如今又無比依戀。拜年是鄉村最有儀式感的活動，它與除夕夜放鞭炮、正月裏扭秧歌構成鄉村春節的三大要素。

　　小時候拜年是孩子們的樂事，俗稱「掙糖球」。小孩子見門就進，門簾一挑，說聲「過年好」，人家就會塞塊糖給你。鄉村的孩子不會滑舌，多是憨憨地、羞羞地說：「拜糖球來了。」也只有小孩子能這麼功利地說話，聽上去糖球好像是他的長輩。長大些了發現不是哪個門口都能進的，鄉村宗族意識很強，不是本族一般不去拜年。我悲哀地發現，我家這一族人，不過九家，且兩戶住在小青河岸邊，兩戶住在北大灣，東南、西北大吊腳，要走半天才能拜完，也掙不到幾塊糖。成家後，不管願不願意，必須去拜年，要挈婦將雛，呼啦啦像一群受驚的麻雀，這個枝頭蹦躂兩下，那個屋簷嘰喳幾聲，然後疲憊地飛回自己的屋簷。

　　進的是不同的門，見的是不同的人，卻說着相同的話。無外乎「你還在那裏上班嗎？」好像我多有本事，一年跳一次槽；問得最多的是「一個月開多少錢？」我說多說少，他們既不驚訝，也不懷疑。然後就沒什麼說的了。有時甚至尷尬地靜默幾分鐘。此時就盼着另一群拜年的人踢踏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就有了機會說再見，長輩也不挽留，把我們送出去，把新客迎進來。

　　剛結婚那陣子對拜年很嚮往，因為愛聽長輩誇我媳婦長得俊；有孩子後也興奮，愛聽人家誇孩子乖。後來媳婦變醜了，孩子也不乖了，那新鮮勁也就沒了，就對拜年產生厭倦。有什麼意義呢？我媳婦每年都說相同一句話：「明年你自己去吧，我不去了。」我說那可不行，人家還以為我們離婚了呢。我有個堂弟，原本就要離婚了，分居好幾個月了，可是春節這天，還要秀着恩愛一起去拜年。這事關家庭的尊嚴。奇怪，拜完了年，又決定不離了。一個垂死的家庭在拜年中復活了，就像旅行了一次，事也看得開了，人也豁達了；也像是去了趟西藏，洗掉了心靈的塵埃。

　　我忽然覺得，拜年就像燒香拜佛，貌似無用，但那儀式感很神奇，即使心懷惡意的人拜佛後也會慈善了很多，彷彿卸下了什麼負重。

　　於是人到中年，就又喜歡上了拜年。我喜歡看見大街上那些陌生的孩子，冷不丁的就有一個一仰頭，叫我一聲叔或者舅，我一邊應着，一邊仔細端詳他的臉，希望從他的眉眼中找出某一個童年夥伴的影子。當然，我更願意看到去年坐在炕沿上等我來拜望的長輩，今年還在，還健康。儘管他的話越來越少，反應也遲鈍了，甚至淡化了對我的熱情。我都不怪，我只希望他年年都在。

　　因為我這九戶親族，只剩下六戶了。有的門檻，再也不能踏進。有一個老人在，就有一座廟在，住在老房子裏的老人，就是一尊佛。我們這些晚輩，就是燒香拜佛的，儀式大於內容，卻有不可替代的慰藉。這樣的廟越來越少了。北街有一個叔伯伯母，老人獨居，大哥帶孩子們遷到了曹妃甸，我一年才見她一面，她卻能準確地叫出我的名字。伯母去世後，那個院子就荒廢了，人一走，房子就沒了靈魂，慢慢也會坍塌。

　　有兩年父母住在城裏，但我還是回老家給那六戶長輩拜年，並看到了族親兄弟姐妹，紛紛向我打聽我父母的情況，有的還說去過我家了，但沒見到叔嬸，表情很是失落。這與我不能再見到那些已逝的長輩，心情何其相似。回城告訴父母，二老唏噓不已。 　　這一代代傳承的拜年，並非我想像中的雞肋，一旦失去，就如抽了自己的一根肋骨。我想起那個春節遊蕩在街頭的同事，我何其幸運，有家可回，有佛可拜，所以我要懷着拜佛的虔誠去拜年，年年不斷，直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