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鍾玲（左）、余光中（中）伉儷於一九九○年代在鍾玲高雄家中　　　　 受訪者供圖

　　台灣詩人余光中曾以詩《漂水花》描述與友人的一次遊戲，這位友人即是澳門大學教授鍾玲。集作家、學者及大學教授於一身的她，寫作思緒遊走於詩、散文、小說之間，語言細膩流暢，令回憶和現實交織。對唐代寒山詩、中美詩歌傳統的跨國關係，台灣文學、女性文學等範疇也有獨到見解。日前，本報記者與鍾玲做了一次訪談，從唐代寒山詩談到大學行政工作，從文學創作談到文壇往事。

　　大公報記者　　劉毅

　　在中國諸多唐詩作品中，寒山詩鮮少被人嚴肅地品評關注。鍾玲直言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作為詩人，寒山一流、二流，均不上榜。」然而正是這樣一位「非主流」詩人，卻在數百年間，在日本廣為流行，美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直到今天，許多譯者翻譯他的詩為英文，也受到國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真是應了那句「牆內開花牆外香」。

　　寒山詩讓美國人神往

　　據鍾玲剖析，寒山詩之所以不受中國古代文人騷客青睞的原因，在於其詩文字淺白，表達方式趨近白話，如「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在其中」等，勢必給人留下「粗俗不入流」的印象，且許多寒山詩的內涵是有關佛教的通俗信念，這也是他在中國沒有獲得重視的原因。然而反觀日本，日本就有推崇宗教詩人的傳統。古代日本貴族用漢字為書寫文字、為閱讀媒介，比較容易讀懂淺白的中文詩，因此白居易和寒山的詩歌在日本都享有很高的文學地位。

　　其後，寒山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作家的譯介，傳入美國，「當時的美國正值中產階級崛起，政府施行政治高壓的時期，人們正處於疲憊尋求解脫的狀態，再加上美國社會不同於中國傳統社會，個人主義使他們更需要面對和學習如何與『孤獨』相處的方式。因此寒山詩中，詩人對於內心的挖掘、心靈的自省，乃至詩人一個人在大自然中獨處還能寫詩的創作狀態，都讓美國人心嚮往之。」鍾玲亦同記者分享發生在美國一件關於翻譯寒山詩的舊事：「傑克．克洛厄（Jack Kerouac）自傳式小說《得道的流浪漢》（The Dharma Bums）描寫美國詩人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如何英譯寒山詩，他向克洛厄介紹寒山，說他是『一個孤獨的人，能夠自己一個人離開，過純淨的生活，對自己忠實。』」

　　在深層意義上說，也正因為施耐德的譯文與克洛厄的小說，令這位唐代僧人寒山成為「垮掉的一代」與嬉皮的偶像，鍾玲指出：「因為他們把寒山與反叛者、禪師、與大自然融合的孤獨者等形象，畫上等號。寒山的確是一位『與大自然融合的孤獨者』，但他既不是反叛者，也不是禪師，因為沒有證據證明他曾剃度。只因為美國青年自己是反叛者，他們離家出走，反抗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就把遺世獨居深山的寒山，憧憬為反叛者。」到一九六○年代只有胡菊人一篇的相關研究《詩僧寒山的復活》，發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一九七○年鍾玲在台灣《中央日報》上發表〈寒山在東方和西方的文學地位〉一文。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紀末開始，內地才有大批學者研究寒山及其跨國的文化現象。

　　想必也正是寒山的傳奇人生經歷及其作品之流傳，與一般詩人大不相同，讓鍾玲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期間，就對其產生濃厚研究興趣，故以寒山為其碩士論文的題目。除卻對寒山詩的研究，還研究多位美國作家如何吸取中國傳統文化。其本人亦著有詩集《芬芳的海》，散文集《愛玉的人》、《日月同行》及小說集《鍾玲極短篇》、《生死冤家》、《天眼紅塵》等。

　　學術與創作可兼得

　　或許有人說，若在大學做行政，就很難兼顧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然而鍾玲卻能拿捏好行政與學術二者，其先後在香港大學、台灣中山大學任教。後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協理副校長，從事行政工作和學術研究，現為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院長。如何平衡幾個工種之間的關係？在她眼中，不外乎靠「心細」和「想像力」，出於此種考量，鍾玲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長期間，創辦過多項啟發文學創意的文學活動，諸如國際作家工作坊、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和獅子山詩歌朗誦會等。

　　兩年前，記者曾專訪余光中，聽他談起自己創作《漂水花》的經過，無獨有偶，鍾玲也談起這段經歷，因為有一次去墾丁國家公園的南仁湖，余光中傳授她漂水花技巧。其實，她在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就讀時，曾上余光中教授的課，當時她對余老師的詩《火浴》發表評論，提出觀點——「未臻至善」，沒想到余光中閱後十分欣賞，並接受她的建議加寫了一節詩，一時傳為文壇佳話。

　　立於世間，鍾玲形容自己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只想好好創作，人生目標貴在寫作和追求智慧。整個專訪過程，記者時刻感受到她回答時，話語間充溢的是真性情。想來，不論是品讀寒山詩、寫故事，還是從事大學行政工作，她只信奉一種精神，那便是只要用心體會，就會在滾滾紅塵裏有所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