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埃德加．斯諾（左一）與毛澤東主席在一起\作者供圖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筆者想起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不朽名著《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今年正逢斯諾先生赴延安採訪八十周年，又逢該書中譯者胡愈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不禁想起那些塵封的歷史珍聞。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歲的美國青年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以見習記者身份派駐中國，來上海擔任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他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施樂」，寓意要給人帶來快樂。一九三一年經過一番努力，斯諾有幸在上海一家咖啡館採訪到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女士。宋慶齡讓斯諾了解到中國的政治內幕、歷史概況以及她正在為民權保障同盟所做的工作，宋慶齡的革命意志和堅定信仰大大感染了斯諾，使他深為她的人格魅力而震撼，兩人也由此結下深厚的革命友誼。此後，斯諾出任多家歐美媒體駐華記者和通訊員，一九三五年還與妻子一道勇敢地走上「一二．九」運動的前列。
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的傳聞令斯諾十分好奇，翌年十月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抵達陝北的消息更令他驚喜有加，他決心前往採訪。但當時國民黨「剿共」正緊，政治局勢艱險，他就請孫夫人出面斡旋。在宋慶齡周密安排和愛國將領張學良協助下，斯諾衝破國民黨憲兵、特務重重阻撓，終於一九三六年六月經西安、雲陽如願抵達延安，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志丹、賀龍、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紅軍將士和普通群眾，深入了解到陝甘寧邊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民生等實情。他還向毛澤東講述了親自參加的「一二．九」運動真相，並首次向國外披露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
經過四個月艱苦採訪，斯諾寫下大量通訊報道，最終集結為《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他還動情地向北大、清華、燕京的師生們介紹在陝北的所見所聞，放映了他在延安拍攝的影片資料，讓人們第一次見到紅軍領袖的形象。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毅然將《紅星照耀中國》交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三個月後新書問世，立即在國際社會產生巨大轟動。西方媒體熱評「此書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震驚世界！」
一九三八年二月，《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當事人是集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出版人於一身的「全才」、浙江上虞人胡愈之（一八九六─一九八六）。胡愈之從小對外語情有獨鍾，十六歲進入杭州英語專科學校。十八歲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練習生，業餘繼續攻讀英語夜校，並自學日語、世界語，開始着譯。早年曾與沈雁冰（矛盾）共同成立文學研究會，一九二二年參加宋慶齡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加入中共。「九．一八」事變後，胡愈之與鄒韜奮聯手掌管《生活》周刊，主編《東方雜誌》、《世界知識》、《婦女生活》等。抗戰時期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組組長，主持出版《團結》、《上海人報》、《譯報》等報刊，一九三五年後發動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並倡議成立「救國會」，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也是英雄所見略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斯諾赴上海秘密會見胡愈之。在下榻的旅館裏，斯諾鄭重地將甫從英國寄來的英文新書《紅星照耀中國》遞給胡愈之，希望能將此書介紹給中國讀者。見多識廣的胡愈之對此書已有所聞，接過這一禮物如獲至寶激動萬分。回到家就關上房門認真閱讀，被書中精彩的描寫深深感動，認識到它將產生的轟動效應，當即決定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讓全國同胞對中共領導的紅色根據地有真實全面的了解。
當時西安事變剛過，蔣介石驚魂未定，國內政局撲朔迷離，出版革命書籍談何容易？胡愈之左思右想，先聯絡十幾位文化宣傳界有識之士，商議出書之事。胡愈之慷慨陳詞：「國民黨封鎖蘇區內幕，大肆污衊中共，使民眾對共產黨、長征、紅軍、蘇區大有誤解，現在提倡國共合作抗日，這本書如能在滬上出版，必能幫助廣大民眾真正了解中共和紅軍長征真相，為全民抗日產生強大精神動力！」
大夥對胡愈之之言極表贊同，但當時「國統區」對進步出版物審查很嚴，輕則停業整頓、特務盯梢，重則關門息業、逮捕坐牢，沒有一家出版社敢公開出版此書。大家討論良久，最後決定乾脆新創一家出版社，社址就設在胡愈之家裏。他還親任主編，鄭振鐸、許廣平、張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餘人為編輯。為安全起見，書名不再沿用政治味太濃的《紅星照耀中國》，改為比較文藝化的新名字──《西行漫記》。
全書共十二章三十萬字，為了趕時間早日付梓，胡愈之將原書拆開讓十幾位同人分別翻譯，大家都是高手，不到一個月就大功告成。印書經費哪裏來呢？胡愈之想出兩個方案：一是每位譯者各人捐幾十元，二是向讀者發售「預定券」。每本書定價二點五元，如用預定券購買只需一元，這樣就解決一部分出版經費。當時商務印書館已經內遷湖南，印刷工人也都下崗回家，胡愈之便尋找熟悉的排印工人。在如此艱難環境下，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翻譯、校對、設計、籌資、印刷、裝訂等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記》還新增了英文版沒有的照片。當斯諾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記》後高興地大呼：「我雖然是這本書的作者，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者創造的啊！」
《西行漫記》第一版印了二千冊，很快銷售一空，轟動海內外，接着又增印了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在香港和海外華埠重印本和翻印本更是不計其數，發行量高達十餘萬冊。《西行漫記》的出版發行，讓無數國人和華僑得知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士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始末，也看到新中國的希望。雖然它在「國統區」被定為禁書，其影響卻一夜爆紅不脛而走，成千上萬愛國青年正是讀了《西行漫記》而參加革命奔赴延安。值得一提的是：青幫頭目杜月笙也出資買了大批《西行漫記》和《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並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普通市民和上海灘各大圖書館。很快，《西行漫記》又被譯成俄、法、日、西班牙等近二十種文字，輻射到全球各地，並成為許多國家的經久不衰的暢銷書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必備讀物。難怪胡愈之先生在晚年，常不無自豪道：「如果我這輩子有一點貢獻，當年出版《西行漫記》應該是第一個……」
今天看來，《西行漫記》客觀真實、全景式地反映了革命聖地延安的實況，讓億萬中國人第一次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面貌。它不僅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在文學上也堪稱典範。其人物刻畫、環境描寫和敘事風格均可謂精彩紛呈。用今天的話說，是一部充滿正能量、接地氣的紀實文學佳作。
新中國成立後，埃德加．斯諾曾三次訪華，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親切接見，一九七二年在瑞士逝世後還遵其遺囑骨灰的一部分葬於北大校園。胡愈之解放後先後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和國家出版總署署長，並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常委。猶記得一九七二年宋慶齡為《中國建設》雜誌第六期寫了一篇英文稿《紀念埃德加．斯諾》，她說：「中國人民永遠以感激的心情記得埃德加．斯諾這位致力於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動家。太平洋兩岸的子孫後代將受斯諾之惠，因為他留下的遺產將有助於他們研究中國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