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於二○一四年在央視首播\資料圖片
老成持重的田志遠那天很激動，一散會就匆匆走出「人民大會堂」。老田是鄧小平的助手，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那天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他約了前妻在北京著名的「老莫餐廳」為兒子田源送行。田源是上山下鄉的「知青」，當天要離開北京，去雲南農村。不過，讓老田激動的並非為兒子送行的事。
田志遠趕到餐廳，一坐下來就激動地說：「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田源，你不用走了，留下來複習功課，準備考試—高校招生考試！」田源高興地跳了起來……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的這一幕，喚醒了我的記憶。倘若劇中這段故事有根有據，那麼田源就是第一個得知高考消息的「春江鴨」。我比他晚了兩個多月，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從公開報道中得知恢復了高考，五十天後—十二月十一日就匆匆進了考場。
如果僅用「恢復」來形容一九七七年的高考，那就太輕描淡寫了。那時候，高考因「文革」已停了十年。在那十年，入大學無需考試，而是先去工廠、農村或軍隊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經過兩年以上的思想改造和體力勞動，再由黨組織推薦入學，成為「工農兵學員」。這個機制是「文革」製造的一頭怪獸。當它被一拳打翻在地時，整個中國和世界都被震動了。
關於恢復高考的一些內幕和史料，我也是看了電視劇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初召開「科學和教育座談會」時，鄧小平恢復工作才半個多月。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兩個「凡是」的阻力還很大，就是在那種形勢下，鄧小平力轉乾坤，做出恢復高考的決定，把歷史拉回正道。其實，這部電視劇可以叫作「鄧小平轉折了歷史」。
一九七七年，「歷史轉折中的我」是一個工人。白天我在工廠上班，晚上與兩個朋友一起去夜校。由於我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因此需要惡補高中的數理化知識。那時候各個中學都開辦了速成補習班，講大課。有時，我們一晚上要跑兩三個地方去聽課。九、十點鐘回家後，自己再用夜晚的時間溫習當天學的知識。床的周圍貼滿了數學和物理的公理、公式以及化學元素周期表，睡前背一遍，睡兩三個小時，天一亮又忙着去工廠上班。
有一天，我在機床前操作時，站着睡着了。幸好我的師傅發現得早，一把將我從高速傳動的機床前拉下來。倘若不是他眼明手快，我很可能和那個工件一起成了殘廢品。
我的師傅是同行中最好的技術能手，十幾年沒出過一件廢品，沒出過一次事故。平時他對學徒管得非常嚴，如果有人不認真工作，那一定會被他狠狠地罵。但這次他什麼都沒講，只讓我坐到一邊去休息。
師傅對我非常好。他是那種很傳統、很樸實的工人階級。過去有句老話說：「師徒如父子。」他對我的關心真的是那樣。當知道我想報名上大學，他力勸我留在工廠。我也知道他想把自己的手藝傳給我。不過，我還是報了高考，心裏對師傅感到很內疚。
我們工廠有幾千號人，年輕人至少有五六百，但報名高考的才有幾十個人。「文革」那些年，能在工廠工作是非常令人羨慕的，既屬於社會地位高尚的工人階級，又有國家的「鐵飯碗」。大學畢業生也未必能被分配到大城市的大工廠工作。
雖然「文革」結束了，但知識分子頭上那頂「老九」的帽子尚未摘掉。在我的工廠有一位「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原是技術員，因為領導要調派他去外地工作，他不願意去，結果被分配在廠裏作清潔工，成為「上大學無用」的一個活例子。多年來，他在我印象中只有一個佝僂的背影，我從未見過他的正臉。
那年我們廠只有兩個人考上大學。離開工廠的那天，心裏真有些不捨，我很感謝那些年受的「再教育」。它是我的「社會大學」，讓我懂得了珍惜、尊重、紀律和責任。上大學後我每年都回工廠看望師傅。他原有兩個學徒，我走了以後，另一個在第三年考上大學。此後直到退休，師傅再沒有招收學徒。
因為那是第一年恢復高考，所以在招生政策上有許多特殊措施，例如放寬工齡和年齡限制，同時向中學及社會招生；青年人可以自己直接報名參加考試，而不再需要工作單位黨組織的審批等等。
不過，一般的人未必知道政策的細節。事實上，報名高考仍需經過工作單位黨組織的審批，而且還自設了一些條件，例如兩年以上的工齡，個人及父母不能有「政治問題」等等。真有不少年輕人因這些條件而被卡下來。我算是幸運，雖然沒上高中，但反而「塞翁失馬」，因早去工廠幾年而滿足了對工齡的要求。
由於公布高考的時間與考試日期很近，也不清楚要考什麼，因此有些人想先看看形勢，等下一年再報考。有些家長由於擔心子女大學畢業後可能被分配到外地，離開家，離開大城市，因而也不鼓勵子女報考。在許多人眼裏，一個城市戶口比一張大學文憑更有價值。那一年報考大學最踴躍、最大的群體就是像田源那樣的上山下鄉「知青」，因為那是他們返回城市、改變命運的大好時機。
有些故事在電視劇中是看不到的。例如，那年有一個怪現象：越是國家重點大學，越難在大城市招到高分的考生。這是因為國家重點大學的畢業生是面向全國分配工作，去偏遠地區的機會比較高，而那時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還很大，因此大城市的考生通常會把本市的大學放在報考的第一志願。這種情況持續了很多年，直到國家分配機制被取消之後，這個怪現象才消失。
選專業在當時也是一個難題。在「文革」那十年，學什麼專業是由國家分配指定，但這一次是讓考生自己來選。因為高考停了十年，公開招生也停了十年，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大學有什麼專業，許多專業的名字從來沒聽說過，也不了解這些專業是什麼職業以及畢業後的去向。
那時的年輕人對專業、職業沒有什麼認識。任何工作都是一樣的「革命崗位」。我還記得七十年代初上中學時，有一天父親把我叫到跟前，問我：「你長大後想做什麼？」
我想都未想，脫口而出：「服從國家分配！」這是當年的標準答詞，學校就是這麼教我們的。
父親長嘆了一口氣。雖然他沒講任何話，但從這聲長嘆中，我聽到他在說：「你怎麼沒有理想？」我也在心裏說：「我能自己選擇將來做什麼嗎？」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個人的前途首先要服從國家的需要，而並非由自己做主。實際上，幾乎所有的重要資源都是由國家統籌分配，例如食物、住房、學校、工作等等。即便生小孩，也要先向工作單位申請一個「計劃生育指標」。所以，當自己可以做主的那天突然跳到面前時，真讓人抓瞎。
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季，誰會想到春天來得那麼早？那年的十二月，我穿着藍棉襖，帆布包裏放着一盒筆和一盒飯，走進考場，與全國五百七十萬考生一起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
今天，當我坐在桌旁，打開四十年前的記憶時，就像打開了一瓶陳年的紅酒……等一下，讓它先醒一醒。好的年份才能釀出好酒，一九七七年在我的記憶中是一個好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