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達戈畫中常常出現小女孩群像/作者供圖

　　最近在讀英國作家萊恩（Olivia Laing）的非虛構作品集《孤獨的城市》（The Lonely City），書中提到不少藝術家的孤獨故事，比如安迪．華荷與索拉納斯（Valerie Solanas）的相愛相殺，以及默默在芝加哥某醫院做了六十年看門人、直到死後才漸漸為人所知的畫家達戈（Henry Darger，一八九二─一九七三）。

　　讀到萊恩書中故事之前，我並不了解達戈其人其作，充其量只是曾經聽聞坊間的一些傳言，說他為畫中頻繁出現的裸體小女孩形象安上男性陰莖的做法，是孌童癖和精神分裂的某種表徵。對於這一點，我倒是贊同萊恩的講法。她曾在芝加哥某間博物館的檔案館中，花費數周時間閱讀達戈的日記、他的手稿以及他寫給朋友的信，然後用了不少功夫駁斥那些兇狠的、不潔的傳言。

　　「人們剝奪了他（達戈）的尊嚴，蓋過或淹沒了他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中設法發出的聲音。」在書中一篇名為《不真實的國度》的文章中，萊恩如是說：「我們忽視了他也是一個真實的、會呼吸的大活人。」

　　當我們談論像達戈這樣從未接受過美術專業訓練的「素人藝術家」，或者用一個更時興的詞「域外藝術家」，我們總是樂意從他們的童年或少年經歷中找到些蛛絲馬跡，以便為他們在工餘從事藝術創作這件事找到若干足夠有說服力的理據。達戈雖說在他那部從未出版的自傳《我的一生》中對於童年在收容所中的生活輕描淡寫，但我們仍能從那些敘述的邊角處找到一些暗示，例如他從來不會提起「我們」這個概念，又如他曾經因為被診斷為智力低下而不得不接受治療。

　　我們常常用「悲欣交集」或是「苦樂參半」來形容人生的起落與曲折，而在這位芝加哥藝術家八十一年的生命中，他所經歷的痛苦與悲慘遭遇遠遠多過歡愉和喜悅：小時候在收容所中被欺壓、被排擠，成年後在醫院做着日復一日守門和清理地板的工作，晚年因為關節炎等病痛的折磨甚至難以拿起畫筆創作。似乎，達戈被稱作「域外藝術家」，不單因為他向來被棄置在藝術圈外（從來不曾進入學院、從未舉辦展覽或是與策展人和收藏家打過什麼交道），還因為他在相當程度上說，也是這個社會的「局外人」。

　　就是這樣一位蝸居在芝加哥某個陰暗逼仄公寓中的看門人，為後世留下的三百多幅畫作中，卻以極其溫暖甚至可說是「溺愛」的筆觸，描畫小孩子。如果你有機會去達戈墓前探訪，你會發現他的墓碑上寫了兩行字，第一行是「藝術家」，第二行是「小孩子的保護者」。

　　這位芝加哥畫家筆下的小孩子常常是小女孩，她們總是以群像的方式出現在畫中，要麼在花叢中或春日的草地上嬉戲，要麼手牽手舞蹈或是迎着風奔跑，一副天真爛漫的模樣。如果像那些刻薄膚淺的看客所說的，這些小女孩是畫家對於孌童的某種罪惡的慾望，那麼這些人未免太過低估達戈了。他因了童年生活的陰影而終其一生再難對身邊人產生信任或依戀，唯有在畫中寄託自己對於美、愛以及真純的渴望，而這些小孩子，正是他理想的載體。

　　畫作中的那些小女孩並非永遠只是天真無邪的樣子，偶爾，她們也會像戰士或勇士那樣齊齊站出來，對抗畫中強勢或暴力的形象。罪與美，因之形成鮮明的反差，而這一反差，貫穿達戈一生的創作：一方面，他總是沉浸在回憶中，怨恨當年虐待過、非難過自己的那些人，將他們視作仇敵；另一方面，他卻以十足純淨的筆觸講述小孩子的故事，誠如他自己所言，在這個污濁的世界上，他必須肩負「保護小孩子」的義務。

　　「孩子們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存在，甚至比這個世界還要重要。」在達戈的日記中，他曾經這樣寫道。畫中的小孩子，又何嘗不是他的自喻？他拒斥與人交流，享受遠離人群的孤獨，不外是因為見慣世事醜惡，自願被棄置在社會的邊緣罷了。就像《查令十字街84號》中的潦倒女作家，只要守着她那一整屋的舊書便足夠，年薪從未超過三千美元的達戈，掙扎在社會底層的達戈，也唯有憑藉畫中春和景明的美與善，方能一解憂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