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張純如（Iris Chang）在美國加州自己的轎車內開槍自殺。雖然導致張純如自殺的原因十分複雜，但按照她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的說法，「日本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為純如的自殺負責」，因為日本人在南京所犯下的殘暴罪行，不但是從抗戰歲月走過來的張純如父母那一代人的夢魘，也是張純如在撰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時所遭受的痛苦磨難——「純如在寫作過程中閱讀了大量有關屠殺的血腥的文獻和報告，以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撼，導致失眠、厭食」，而這本書出版之後「日本右翼分子感到惶恐不安，他們開始了針對這本書的一連串攻擊」（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在該書中文版序中如是說），「日本媒體和激進分子抓住任何機會對純如進行文字攻擊，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當純如積極推介此書時，她收到了許多恐嚇信」（見張純如丈夫在書中的「尾聲」）。從某種意義上講，南京大屠殺的殘暴延續到了這本書的作者張純如身上。

這種殘暴首先是源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生在南京城的日軍大規模屠殺、強姦事實。在撰寫《南京暴行》時，張純如通過收集／閱讀大量史料、聯繫歐美見證者後人和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重返」了當年南京大屠殺時的場景。日軍的兇殘和慘無人道震驚了張純如，使她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折磨；而《南京暴行》出版後，她還受到毫無反省意識的日本右翼不斷的攻擊、威脅和恐嚇，也使她不僅要面對歷史上「南京大屠殺」的慘烈，還要經受當下「日本人自始至終頑固地拒絕承認這段歷史」的精神創傷──這對張純如而言無異於是在精神上遭受又一次「南京大屠殺」！

張純如說她寫《南京暴行》是要「描述兩種相互關聯但又彼此獨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殺本身」，「其二是對大屠殺的掩飾」。她以書寫和生命告誡世人：「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希望日本人能重視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