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學者李歐梵的《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譯林出版社二○二六年）是一本學者傳記和學術傳記，更是一本學者面向讀者、反思自身生命經驗的情感紀錄。儘管李歐梵出生於一九三九年，但他的回憶錄卻上溯到他的父輩以及與他父輩同齡的學者，故可以涵蓋整個二十世紀。二○○○年以後他的生活時間雖然跨過了二十世紀，但他的心情還是屬於二十世紀的，他所做的工作也依然是二十世紀的延續。二○○四年他從哈佛大學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八十一歲退休。他完成這本個人成長和求學的回憶錄，既是與二十世紀同時代的人對話，也是向他的歸宿地香港交出一份伴手禮。

全書二十章，一到十二章是他自行撰寫的回憶篇章，以敘述、獨白和自問自答的書寫形式，完成他「成長」的生命書寫。從第十三到二十章是他的香港學生張歷君與他的對談（口述與筆談），內容主要圍繞着李歐梵的跨文化研究方面展開，嘗試為讀者提供進入李歐梵豐富複雜的文學思想世界的入門階梯，以便更好地了解李歐梵作為學者的生命世界。

他在回憶錄「序」中謙遜地說：他活到八十四歲了還在成長，所以他把這本回憶錄當作「成長小說」來看待，但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沒有虛構，都出於個人的生命體驗。在自行撰寫的部分，他深情地回望了父母對他的教育和薰陶的歷程，回顧了他在台灣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以及哈佛的求學經過，也返觀了他在美國幾所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經歷。一部學者的修煉史由此誕生。

李歐梵從新竹中學畢業後選擇上台灣大學外文系完全是一個「偶然」。按他少年時的想法，是要去維也納學指揮的。這與他在台大外文系的同學白先勇不一樣，白先勇是主動放棄學水利而報考台大外文系的。台大三年級時李歐梵參與了《現代文學》雜誌的工作，主要是翻譯外國文學，而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等在大一時就開始發表小說了。但這種翻譯為台灣的作家們提供了文學養料的借鑒，其貢獻也是不能忘卻的。而他所遇到的老師如夏濟安對他影響很深，後來他到美國求學做博士論文時還寫信向他求教，獲益極大。除修西方文學外，臺靜農教過他中國文學史課，只是他當年還不知道臺靜農是魯迅的大弟子，坐在後排，心不在焉。臺靜農一九四六年就到了台灣，把「五四」的學術傳統帶到了台大。台大給了李歐梵中外文學的學養教育，也給了他情感教育：參加舞會，與劉紹銘、戴天、葉維廉等一起去看電影，與女同學約會等等。這裏我們遇到的文學界熟悉的著名人物，正是李歐梵當年的同時代人。他們一起參與了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也成為某一階段台灣文學的標誌。

一九六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求學，過的完全是一種苦修生活：讀大量的書，聽海量的課，吃最簡單的飯食，還要在圖書館做搬書上架的體力活，掙些生活費。林毓生、崔永浩等與他同學。之後，他轉到哈佛大學去念博士，遇上了費正清和史華慈兩位教授，走上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他在《我的哈佛歲月》裏有詳細敘述，此處不贅。但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他再次強調了他的博士論文選題的由來，可以看出他學術獨特追求形成的最初基礎和內在動力。他修的是史華慈《當代中國》的課，費正清提議他的博士論文只寫徐志摩的傳記，而李歐梵則認為寫一個作家太少了，他要寫多個作家，要描繪出「五四」那一代人的心態，將文學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去寫那一代人的「浪漫心態」，這便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產生。這部著作一九七三年在哈佛大學出版，在漢學界產生不錯的反響，歐洲學者還以為美國又冒出了一個資深學者。

說到「浪漫」，李歐梵那真是一個從骨子裏浸透着「浪漫」的人。他的父母親都上過中央大學音樂系，選過馬思聰的音樂課，也選修過宗白華、吳梅村、黃季剛的美學與國學課。父母親給他取了一個「洋味」十足的名字，出自希臘神話中的音樂神「俄耳甫斯」，譯成中文變成歐梵。這便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潮」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從他父母身上也體現了「五四」的浪漫精神。李歐梵在台大與女同學談過兩年戀愛，後各自到美國上學，卻分手了，原因是該女生嫌他太年輕了，不夠成熟。他喜歡音樂，尤其是西方古典音樂。喜歡看電影。音樂和電影是他的兩個心靈伴侶，伴隨着他度過芝加哥的苦修，也伴隨着他度過整個人生。他在美國大學上課時，還故意穿了藍色的長袍，頸子上還掛一條毛巾，模仿的當然是徐志摩。這一切行為就來源於他的浪漫心態，他說「我把自己心目中的『五四』浪漫傳統無限延伸到現時」，他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也源於這種「浪漫」。他做了半輩子的單身漢，快到五十歲才結婚。第二次婚姻則到了六十歲，才找到真愛。

至於他的跨學科研究，則充滿着理性的回顧。學生張歷君與他的對談，算是一種「沉思的生命」。李歐梵研究「浪漫的一代」，研究魯迅，研究上海和香港的都市文化，都體現了一種跨學科意識。他寫的《上海摩登》開啟了內地都市文化研究的先河。他採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卻落實到中國文化問題，並且以中國為主，真正實現了一種學科「聯結」的跨界意識。晚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開設了一門研究課程「Reconnections」（再聯結），就是秉承這種意識和方法。他從一個邊緣的角度或者個案入手，切入的是中國一百年來文學和文化的變遷。他的研究是漢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又是比較文學，還是都市文學與文化研究，真正體現了一位學術大師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