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原名范希天，一九○九年生於四川內江，一九二七年投考黃埔軍校未果，進入吳玉章創辦的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學習。輾轉到武漢以後，十八歲的范長江加入賀龍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教導團，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後與部隊失去聯繫。一九二八年考入蔣介石任校長的中央政治學校，並加入國民黨。他一九三二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開始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天津《益世報》寫作，被胡政之發現之後，以每月十五元的報酬相約專為《大公報》寫作。范長江有強烈的願望要考察西北、了解紅軍，經過一番周折，沒有一家報社能接受他的採訪計劃，唯有《大公報》同意他的西北考察計劃，並決定聘請他為特約通訊員且預付稿酬。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范長江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名義南下採訪，經煙台、青島到上海，再沿長江西行到達重慶、成都，沿途撰寫了大量旅行通信，五月十日起在《大公報》發表。七月從成都出發開始西北之行，至一九三六年六月結束。

他經歷了各種艱險，克服了重重困難，翻越祁連山、賀蘭山，穿越荒無人煙的沙漠，實地調查了川西、川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等地，於一九三六年到達包頭。沿途他寫了大量通訊報道，第一次公開報道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揭露了西北地區的弊政，這些報道先在《大公報》發表之後，又匯編成《中國的西北角》出版，深受讀者歡迎，數月內連續再版七次。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和親身經歷作出這樣的判斷：「中國政治的兩大分歧……兩種勢力無處不在鬥爭中，不過，對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後勝利者。」范長江撰寫的《陝北之行》系列通訊，匯編成《塞上行》由大公報館在上海出版。

西北行結束以後，范長江被《大公報》聘為正式記者。「於是，自己內心發生了一個大問題，覺得這個職業關係社會太大，不是普通一個吃飯的事情，因此，我不知道怎樣做才對得起這個職務。自己想來想去，得不到解答。於是特別為此事去請教那時在北方大名鼎鼎的某前輩（指胡政之）。他當時給我一個法則說：『作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誠。』他說話的態度，很嚴肅而深沉。我那時渾身發熱，高興得不得了，好像名山訪道，如今已得了『一字真傳』，今後一生當受用不盡。我本着那個『誠』字，一直幹了三年。」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失守，一年多的時間裏，范長江跑遍了抗日主要戰場，先後在《大公報》發表戰地報道七十多篇，匯編成冊為《西線風雲》，計有約二十萬字。他的戰地通訊寫得真實動人，以敢言而著稱。

西安事變發生後，范長江隻身進入西安，後轉赴延安，曾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他極為有名的一篇文章《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把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中共提出的四項保證內容及時公諸於世，極大地影響了未來政局的走向。

胡政之為此反反覆覆考慮再三，最後下決心要冒違檢風險，讓范長江連夜趕寫出來，不送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所，徑自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的上海版和天津版顯著位置同時刊出。據說蔣介石為此大罵張季鸞，但並沒有處分《大公報》。

《大公報》和紅軍長征結下過一段奇異因緣。時任中央隊警衛隊指導員、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先頭部隊攻佔哈達鋪的時候，在當地的郵局得到了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他們翻讀着這些報紙……知道：陝北有蘇區根據地，有紅軍，有游擊隊。」

抗日戰爭爆發後，范長江作為《大公報》的通訊課主任，帶領記者奔赴盧溝橋、南口、台兒莊、徐州、崑崙關等戰場。據孔昭愷記述，一九三八年在漢口的《大公報》編輯部，范長江與總編輯張季鸞有過激烈的爭吵，他被立即辭退，原因未知。

范長江一九四○年與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的獨女沈譜結婚，他們育有四子。沈譜一九三九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化學系，曾在鄧穎超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

離開《大公報》以後，范長江與胡愈之等創辦國際新聞社。一九三九年在重慶，范長江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新華社總編輯、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