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分享會現場（受訪者供圖）

9月19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讀俄羅斯文學？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説起——劉文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新書分享會”在北京PAGEONE五道口店舉辦。

本場活動是第11屆北京十月文學月的重要活動之一。著名學者、翻譯家劉文飛攜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做客書店，與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王宗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原總編輯韓敬羣一起，圍繞俄羅斯文學的價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説”與復調藝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等話題展開深入對談。

劉文飛是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翻譯領域的傑出學者，是首都師範大學燕京資深教授、人文社科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俄羅斯友誼勳章獲得者，於去年當選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是中國研究俄羅斯文學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其新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收入“名家講經典”叢書，以散文筆法深入淺出地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思想與創作，受到廣泛好評。

“中國當下的文學讀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學讀者”

活動伊始，韓敬羣便拋出了核心問題：今天我們為什麼需要閲讀俄羅斯文學？他提到，當下外國文學閲讀中，黑塞、伍爾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作家尤其受到中國讀者追捧，他們的作品都有些艱澀，卻依然吸引大量年輕讀者。他因此對中國讀者的閲讀水平滿懷尊敬：“大家能夠看到世界文學的好，而不僅僅是從娛樂的角度、消遣的角度來讀。中國讀者對於好的文化、好的文學的吸收，體現了寬廣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

劉文飛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學讀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學讀者，因為中國讀者最愛讀的幾位外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等——都是各語種中最具現代性的經典作家，“現代性意味着對生活存疑，作品具有高度包容性，不能簡單得出是非”。

在劉文飛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核心的啓示在於：“人”是一個謎，這個謎或許永遠無法解開，但解與不解，人生的質量截然不同。在這個認知層面，中國讀者是走在前面的。這與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民族歷經的苦難之多、大起大落之劇烈，使中國人格外清醒。而這種清醒，加上對存在真諦的追問以及不願盲從他人思想的獨立姿態，最終會讓中國讀者不約而同地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

王宗琥從兩個民族相似性的角度進行了補充。他指出，俄羅斯和中國都是外源性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理性異化、人的主體性覺醒等問題非常相近。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思索瞭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根基的同時吸收西方有益成果，這對我們具有啓示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永遠的現代性，關於人的存在的思考，並未因時代變遷而失效。今天，我們可能不僅受到‘理性’的限制，更可能被人工智能算法所框定、所異化。這些問題都在俄國文學中探討過，所以我們讀起來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一話題也引發了現場讀者關於文學在科技時代的處境的提問。劉文飛認為，科技讓人趨同，而文學使人存異。“在AI時代，文學能讓你覺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樣，就是存在的意義。”

韓敬羣則引用羅素“參差多態是幸福的本源”和蘇軾“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的觀點，指出科學是讓萬變成一，而文學則把一變成萬。“科學在不斷增加我們的知識，但是它未必能夠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增加我們對人性的認識。科學和文學在不同的軌道上解決人類不同的問題。”

陀翁作品具有強大思想的壓迫力和震撼力

韓敬羣在討論中提到，劉文飛在書中將《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類小説定義為“思想小説”，而 “在小説裏面談思想、談信仰、談救贖、談宗教，從一般的文學角度來説是很危險的事。”他引用中國傳統文論“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指出中國文學更多講究意境，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強大思想的壓迫力和震撼力，別有一番魅力”。

劉文飛解釋道，“思想小説”並非指作品中充滿哲學神學，而是蘇聯文藝學家恩格爾哈特提出的一個體裁概念，相當於英語中的Ideological novel。“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小説通常只有一個統一的中心思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説中，有多少個主要人物就有多少個思想，恩格爾哈特對此有一個絕妙的比喻：每個人物都是‘行走的思想’。”

他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例，指出卡拉馬佐夫家的五個人是五種世界觀、五種存在方式：老大德米特里醉生夢死卻心中有上帝，老二伊萬思想深刻卻走向不信，老三阿廖沙形象塑造最蒼白卻又是最善良的一個，私生子斯梅爾佳科夫接受了伊萬的思想卻加進了對社會強烈的報復。恩格爾哈特在此意義上稱其小説為思想小説，但讀者絕不會覺得枯燥，也不會覺得主題先行。

王宗琥指出，這不僅是內容層面的問題，更是藝術形式的偉大創新，即巴赫金所説的“復調”。傳統作家像托爾斯泰，是作品的上帝，決定情節組織和人物設置，最終證明自己思想的正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不同的有價值的聲音和意識在不同主人公身上作為代表，在交鋒中不斷發展自我，最後每一個思想都得到很大發展，但也並未融為一個思想。

“這是他的開放性，在藝術形式上，以前從來沒有一個作家這麼寫一部作品，而這個是對世界、對人認知的非常大的改變。”王宗琥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的世界是多樣的、多元的，不存在最終決定的定論，而人是不斷生成、不斷變化的存在，他真正開發出人身上的複雜性，“他所有的作品都在講人不能被窮盡的可能性”。

閲讀如人生：不是目的，是過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書名中的“讀法”一詞，劉文飛坦言是“借來的”。他曾翻譯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其中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四種讀法：

一是從現實小説的角度讀；二是將其看作“新基督教”文本，從宗教角度讀；三是當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傳作品讀；四是視為情節離奇的純小説來讀。此外，還有巴赫金的“復調”、恩格爾哈特的“思想小説”、伊萬諾夫的“悲劇小説”以及弗洛伊德的“弒父情結”等解讀方式。

而在翻譯《死屋手記》的過程中，劉文飛又發現了三種新的讀法：從音樂的角度讀，《死屋手記》是一部交響樂，明暗色調彼此交織和過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工程學院學制圖專業，因而也可以從繪畫的角度讀；從戲劇的角度讀，《死屋手記》中犯人排戲的場面寫得精彩絕倫，極具戲劇張力。“從繪畫、音樂、戲劇的角度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讀他的小説，沒準又能得到一些新的東西。”

王宗琥則補充了另一種讀法：讀劉文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看研究者如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特別讚賞劉文飛以散文方式寫作學術著作，認為這種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方法更多是詩性的、靈性的、感悟式的，“以美文評美文，可能比理性的實證學術文章更加能夠觸及一個作家的創作本質”。“閲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不僅可以瞭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思想與創作，也能從側面瞭解19世紀俄國社會、歷史、文化，以及各種各樣的思潮，這本書是閲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非常好的導論。”

“這本書的題目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法》，其實還不如改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讀法》，因為文學閲讀是沒有標準方式的。我們只是給你一種啓示，你最後會找到自己的讀法。”劉文飛補充道。他建議不要把“讀法”看成數學答案，而是看成生物學上的進程，因為，“閲讀跟人生一樣，它不是目的，是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