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快收斂，埋掉，拉倒。」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寫過一篇《死》，開列七條給「親屬」的「遺囑」，這是其中的一條。還有兩條，也頗能看出他對身後事的態度：「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一個月後，即當年的十月十九日，魯迅在上海與世長辭。

「忘記我……」魯迅的聲音猶在耳畔，然而，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對中國國民影響最大的作家，人們會輕易忘記他嗎？顯然不會，正在上海文學館中舉辦的「報刊中的魯迅與左翼文學」展覽中最後一部分擷取了魯迅去世後人們對他的紀念文獻，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一年……紀念的人中有他的親友、文壇巨擘，也有普通讀者。十月十九日，在魯迅去世以後，成為中國文壇一塊高高樹起的紀念碑。

我還讀到過這樣一個故事：

「胡風集團」案剛平反不久，有一天陳思和老師去賈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會，神色莊重。等他們散後，先生問陳老師：今天是什麼日子？

原來那天是魯迅的生日。

先生說，他們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魯迅的生日都會聚在一起。

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災難，他們剛剛獲得自由，首先就恢復了這樣一個近似儀式的傳統習慣。（張新穎：《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瑣記賈植芳先生》，《九個人》第七十九頁，譯林出版社二○一八年六月版）

這是發生在賈植芳和他的友人們之間的故事。魯迅的生日和忌日成為後輩作家的紀念日，已至成為「傳統習慣」。郁達夫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這個擔憂似乎不必再有。九十年過去了，在魯迅一生最後十年所在的城市上海，今年因為魯迅文學獎在此頒獎，在八月底更是迎來盛大的文學節日，關於魯迅的紀念活動遍布全市，讀書會、演講會、展覽會，令人目不暇接，連我認為可能讀不懂魯迅文字的小學生都做起了小小魯迅講解員。魯迅近年「時來運轉」，是文創界的大IP，從各種形象，到筆記本、金句衍生品，更流行的是「魯迅的背心」，咖啡也有過……早已不是幾年前中學生語文課上讓學生最怕最不喜歡的「周樹人」了，現在很多人親切地叫他「大先生」，模仿着他的語調造出很多梗：什麼大抵，橫豎，從來如此，便是對麼？所謂的「魯研界」向來都不肯落後，魯迅的吃喝玩樂，也可以談談他的女朋友、夜間生活，請下神壇，「人間魯迅」嘛。

作為一個尊敬魯迅的人，有一段時間我為此暗自高興，我想讓今天的年輕人跨過障礙，親近魯迅，畢竟不是一件壞事情。直到今年上海滿城在談魯迅時，我又有了魯迅式的警惕：我發現不少人講魯迅的段子，買魯迅的文創，穿魯迅背心，他們並不讀魯迅的書。然而，可是……魯迅是一個作家啊。一個作家，如果他寫的文章沒有被認真讀過，卻又把他掛在口頭上，豈不是被架空了？資深魯迅研究學者陳漱渝前不久在對濫用或曲解魯迅「金句」發表意見：「……但魯迅文本還是具有客觀性的。『回到魯迅那裏』，就是回歸魯迅文本。當下，在尊重學術表達自由的同時，更要警惕曲解魯迅、強加於魯迅的不良傾向。」（《口吐「金句」宜謹慎》，二○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羊城晚報》）我非常贊同他的「回歸魯迅文本」的觀點，那些曲解和強加，多數是脫離文本、不讀魯迅造成的，穿上魯迅的背心和讀他的文字，不是一回事，正如我們也不會想當然地認為穿上漢服就復興了中華傳統文化一樣。再說一遍，魯迅是一位作家，對於一位作家而言，究竟穿的是西裝還是長袍，喝的是咖啡還是茶，終究是表象，他的精血、靈魂更多在文字裏。

不閱讀，無文學；不深入文本，我們不可能理解一位作家。在新一輪流量經濟中被符號化的魯迅面臨着被抽空的危險。我已有幾套《魯迅全集》，今年春天又添了一套，是實在不忍心看到十八卷的精裝書被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在拋售，原持有者僅僅拆封了其中兩卷，甚至連擺在家裏都不願意，把留給未來的閱讀機會都掐滅了。我也收到過很令人欣慰的禮物，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掌珍本魯迅作品集，有他三本小說集和《朝花夕拾》《野草》，這是我手裏最袖珍的魯迅著作，外函套上還有他們的一句宣傳語：把文學作為禮物。──對呀，書也可以做文創嘛，尤其是對於作家，他的書讓讀者隨便翻翻也是閱讀，做那麼多冰箱貼幹什麼呢？前不久，我還收到一套陳子善老師編選的《魯迅三書》（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二六年九月版），它從人、文、藝三個維度編選魯迅的文章，尤其是精選魯迅對藝術的看法，讓我們看到更完整、更豐富的魯迅。更可喜的是每本僅百頁，還有很多文獻圖片，讀起來壓力不大。國慶長假旅行在外，我就帶在身邊，重溫了魯迅的諸多名篇，受益匪淺。

為了讓讀者閱讀，上海文學館的展區裏除了展櫃中文獻版本外，我們還配了大量可供讀者現場閱讀的圖書。有一天，同事很不快地跟我說，「報刊中的魯迅與左翼文學」展區裏魯迅作品集丟了一本。我口頭上對她說「以後加強管理」，不知為什麼心裏卻想：如果他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拿走就拿走吧，這也許也是我們一樁善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