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石學的畛域中，墓誌是一個大項，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過，以往讀拓，往往專注於欣賞古人的書法藝術，畢竟這些刻在石頭上的字跡，是依照古代高手的筆墨來摹刻的，雖說是「去真跡一等」，但依舊是最接近原跡的。哪個學書法的人，初學時不曾臨摹過幾通墓誌呢？

然而，年紀漸長，讀碑的關注點逐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再是單純欣賞書藝，也開始兼顧墓誌的內容了。殊不知，這扇窄門一打開，裏面竟是一個光怪陸離、異彩紛呈的大千世界。這些文字原本是不準備讓任何陽間生者看到的，孰料千百年後，地不愛寶，隨着「天翻地覆慨而慷」，修路架橋，起樓穿洞，無數沉埋地下的墓誌重見天日，致使今人的眼界大開，歷代碑刻繽紛入眼——可以說，當代人的眼福遠超古人，其所見碑碣墓誌的豐富程度是歷代前賢都不可想像的。在老輩文人眼裏，一塊殘碑斷碣往往視若拱璧，據說阮元得古磚八枚，喜不自勝，把自己的書齋都改名叫「八磚精舍」；吳湖帆獲得一方《董美人墓誌》，興奮異常，自闢「寶董室」珍藏。這類雅事，在藝史曾屢見不鮮。民國年間，戰亂頻仍，有兩位收藏大家在墓誌鑒藏方面居功至偉，那就是于右任和張鈁。他二人相加所收墓誌近兩千方，已是極一時之盛。然而，今人有幸所能見到的墓誌，則數倍於民國二老——單是我所熟識的洛陽碑碣收藏研究大家趙君平先生，憑一己之力，搜集整理、編輯出版的新出土歷代墓誌的數量，就多達四千五百多種。這並不意味着今人的實力超越了前人，只因趕上了日新月異的新時代，給予今人史無前例的大機遇，正所謂時勢使然也。

而我作為一個十足的門外漢，得以接觸到墓誌這門小眾之學，自然與趙君平有着直接關係——夫人李瑾要搞《我拓我家》展覽，延請各地名家為其所拓題跋。而碑拓名家趙君平自然不可或缺。趙先生聞之，不但題詩加持，還陸續給我們寄來一些墓誌拓片，交流把玩，這一下倒勾起了我讀拓的興趣。那一回，他寄來一張新出土的唐代墓誌：《韓常侍故女樂人郭瑤之銘》。墓主人郭瑤之是一位琵琶女，名蟾，表字瑤之。趙先生在墓誌拓本上題了一首五古長詩，邀請我也題詩一首，以助雅興。我以前從未在墓誌上落墨，有點膽怯。趙先生一再鼓勵兼督促，我才打好草稿，於拓片空白處，題了一段詩跋，前半段略述原委，後半段方寫墓主生平，詩云：「多情韓常侍，親撰此碑文：郭家生四女，美貌驚四鄰。郭蟾為幺女，芳齡十二春。瑤之為表字，聰慧最出群。長輩貪富貴，強逼嫁富人。郭蟾泣不止，堅辭不容侵。適有吏部郎，頓生惻隱心。厚禮聘歸後，教以五弦琴。琵琶若宿習，曼妙自得神。麗色稱獨秀，嫣然一笑顰。韓琮宦遊去，四年始回門。瑤之年十六，花貌攝人魂。相擁成嘯侶，巫山見雨雲。可憐春夢短，繾綣曾幾旬？沉疴不可治，年僅廿五春。弦斷成絕響，流水闇琴音。唯此冰石淚，千載尚餘溫。」

這些詩句，都是從墓誌中讀出來的故事，而墓誌的作者韓琮（即詩中的「多情韓常侍」），亦為詩人，有詩收錄於《全唐詩》中。但史書對他這段風流韻事，卻無隻言片語的記載。而這方墓誌的出土，不僅彌補了韓琮史料的空白，也直接提供了一個唐代大戶人家蓄養家妓的「典型案例」，殊為難得也。

一般而言，墓誌文本都有固定格式，比較刻板，不像其他文體那樣搖曳多姿。不過細讀進去，往往也能發現一些隱含在平淡文字背後的深意。譬如，趙君平寄來的一幀《陸士倫墓誌》，墓主是一個唐代小吏，墓誌謂其曾任宜興守令，但正史卻查無此人。即便在清代《重刊宜興縣舊誌》「守令」卷中，「陸士倫」也只存其名，並無片語記載。而這方墓誌的出土，卻使這個淹淪千年的唐吏形象「重現人間」——據墓誌記載：「廣德中，海賊間釁，君捕斬其黨，遷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可見這個人很勇敢，且有軍功。又記載，他因「政績尤異，郡以狀聞」——曾獲得江淮轉運使、吏部尚書劉晏的舉薦，轉任杭州錢塘縣令。而劉晏在舉薦他時，稱他「清足以檢人，幹足以成務」。這句評價的分量很重，足見其為人之清廉與幹練。然而，這樣一個難得的幹吏，何以「位止於小邑」呢？墓誌中有兩句話至關重要：「君素薄州縣之吏，淡於趨謁之門。」這顯示出他的品節和風骨。在彼時趨炎附勢攀附成風的官場上，堪稱一股清流。細細品讀，其人品個性，已躍然紙上了。我把品讀此誌的感想，也寫成一首小詩，題跋於墓誌之上，其文曰：「洛陽趙君平道兄惠寄唐代陸士倫墓誌一紙，展讀竟日，對拓馳思，若白描勾勒，亦似隔空對答。紙墨刻痕間，唐代一能吏形象，浮現眼前。因效古人以詩記史之法，成七言八句，略記感懷。詩云：一方墓誌一活人，對視千年若有神。明經道舉非儒士，捕盜功成拜參軍。施政錢塘稱幹吏，素薄州府避朱門。青史無名應無憾，多情石刻薦士倫。」

在眾多墓誌中，偶爾也能「挖」出一些名家大作——前不久，我從網上購得一紙出自大文豪韓愈之手的墓誌銘，親撰親書，令人眼前一亮。韓愈的文章彪炳古今，能請得他的一篇墓誌，實在是逝者之榮耀，也讓親朋面上添彩。緣於此，他的銘文就不再只供陰間銘記，陽間同樣視若範本了。譬如我收得的這篇《獨孤府君墓誌銘》，就收錄於《韓昌黎文集》卷十二，成為唐代墓誌文體的標準樣本。

這篇墓誌寫於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墓主獨孤郁（字古風）是常州刺史獨孤及的次子，是典型的「官二代」。墓誌銘以簡練筆法勾勒其生平：他幼年喪父，由伯父撫養成人。二十四歲中進士，歷任右拾遺、起居郎、翰林學士等職，曾參與諫阻唐憲宗任用宦官統兵等政事。然天不假年，四十而逝。全文遵循唐代墓誌銘的典型結構，通過平實敘事，展現墓主的事功與德行，讚辭中以「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等語，稱譽獨孤郁的品性。而引人重視之處，倒是在文尾附帶述及其夫人權氏的家世，原來獨孤郁竟是唐代名相權德輿的女婿。史載，當年唐憲宗因羨慕權德輿招贅到獨孤郁這麼優秀的女婿，曾自嘆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由此可知，這位「乘龍快婿」是何等名重一時了。

不過，我更看重的卻是這幅拓片的書法——韓愈的文章名滿天下，但其書跡卻十分罕見。能見到這幅韓公手書的墓誌拓片，實在是眼福不淺。觀其書法，通篇以端莊瘦硬的正楷書之，既有歐陽詢的骨架，又有褚遂良的清秀。看得出，韓愈書法的風格取向，是嚴謹端莊一筆不苟的，恰與這篇墓誌的文風互為映襯、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