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歷樵是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七年出生，一九二○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一九二七年應胡政之邀請，進入《大公報》，此後為《大公報》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他主要負責翻譯，兼評時事。徐鑄成曾說，舊中國報界有兩位「翻譯聖手」，一位是原《申報》的伍特公先生，另一位就是《大公報》的楊歷樵先生。

楊歷樵除了負責英文翻譯外，還兼編《國聞周報》，「九一八」之後，開始執筆撰寫有關國際問題的「社評」，打破了「社評」由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包辦的局面。

楊歷樵通曉英、德、俄、日諸種語言，翻譯作品來源廣泛，既有報刊也有學術專著，這反映出他寬廣的閱讀面和深厚的外文修養。將德國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最早翻譯成漢語的就是楊歷樵，他譯作《西方文化發頹》，他還翻譯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辛克萊·路易斯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大街》。

楊歷樵曾說，「新聞翻譯工作者所做的這份工作，就好像在開有軌電車。他工作的線路已經被固定的鐵軌限住了，不容他有分寸的軼出，但這項工作並不是不需要經驗和技巧，相反的，他所需要的翻譯和技巧，或許較比一般所想像的來得更為高度。」

楊歷樵性格是謹慎而膽小，為人忠厚平和，但這不妨礙他有這樣的觀察與看法，「我平時常常覺得，我們這文明古國被禮教束縛了幾千年，民族性是太古板了。外國人初到中國，常奇怪中國人面部的表情為什麼這樣呆板。《大公報》一向是自由主義的溫床，但他卻一向帶有一種面孔古板的傳統。」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之後，滬版《大公報》停刊，楊歷樵被遣散，徐鑄成邀請他每月給《文匯報》寫十篇有關國際問題的社評。嗅覺靈敏的胡政之看出來是徐鑄成和楊歷樵所為，專門讓李子寬去詢問楊歷樵：「《文匯報》社論的風格很像《大公報》，你知道是誰寫的嗎？」楊歷樵立刻紅了臉，沒有承認。

徐鑄成在《文匯報》被當局封閉停刊之後，受邀重返《大公報》，做香港版的編輯主任，是楊歷樵的上司。他回憶道，「『論資排輩』，年齡、性格、經驗遠比我高的歷樵兄，不僅泰然工作，而且我有時在他寫的評稿上稍加改動（他寫稿很嚴謹，文字也極好，改動的情況是很少的），他也從不介意。」

楊歷樵作為團長曾率領香港新聞出版界代表團二十二人回內地參加首都的「五一」觀禮，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一九六七年他在香港突發心臟病不幸離世，享年七十歲。徐鑄成評價他說，「以畢生精力獻身中國新聞事業，勤勤懇懇在《大公報》工作了一輩子，不愧是《大公報》的開國功臣。」

楊歷樵對待工作非常認真，梁厚甫回憶說，「進了《大公報》，我的頂頭上司是楊歷樵先生，他和我，真可以說是歡喜冤家。他經常對我說：『你翻的東西，真是給我為難。不能說你有錯，但是並不精確。你的翻譯，如果說不中聽的話，就是浮光掠影，如果改，差不多我要全部改寫，不給你來改，負不起責任。』」他在《大公報》任職期間培養出了大批翻譯人才。

一九四七年金庸應聘《大公報》翻譯時，楊歷樵是主考之一，後來他曾手把手指導金庸翻譯技巧以及調理文字的分寸。

楊歷樵十分贊成杜文思的話——「我們辦報的旨趣，不僅是在政治上要辦成有遠見、有主張，能代表輿論，尤其是經濟方面，要有見地、有特色、是權威、準確地反映情況，指出癥結所在和前途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