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失衡可能是加劇社會競爭行為的無形之手，並通過千千萬萬家庭的決策，在不知不覺中重塑經濟和社會。嘗試躺平面臨階層滑落的風險，拚命內捲同樣看不到終點。但當我們看清了那隻「無形推手」如何運作，就已經邁出了走向真實改變的第一步。

近期熱映的電影《奧德賽》改編自荷馬史詩：伊薩卡城邦國王奧德修斯率領600名子弟出征特洛伊，戰爭加上歸途漂泊一共離家20年。後世有學者估算，出征前伊薩卡本土總人口近3000人，青壯年男性約1200人。大批男性遠赴戰場，客觀上造成當地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來自周邊島嶼的108名貴族藉機湧入王宮，他們以求娶王后珀涅羅珀為名，長期盤踞王宮揮霍王室財產。戰爭的硝煙雖未直接波及伊薩卡，但戰爭帶走大量男性造成的性別結構扭曲，持續發酵了整整20年。

這則古老故事，可以為理解性別失衡帶來的社會影響提供一個參照。當下中國社會，受多重因素影響同樣面臨男女比例失衡問題，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行為的變化。

在正常的人口結構中，出生時男女嬰兒性別比約為106：100。由於男孩夭折率略高、且丈夫通常比妻子年長兩歲左右，到了適婚年齡，男女比例會自然趨近於100：100。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新生嬰兒性別比一度偏離正常範圍，在2004年達到歷史最高峰121.18：100。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個女孩，就多出生21個男孩。此後雖有所回落，但即便2024年出生人口降至954萬，出生人口性別比仍高達111.7。這也提示，男孩偏好並未完全消退，且可能出現新的表現形式。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當年全年齡段男女比例為105.07：100，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將統計口徑縮小到20至40歲的適婚年齡段，男性比女性多出1750萬；在0至19歲之間，男性比女性多出2100萬。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在當前及未來的一段時間裏，婚配「市場」至少會盈餘3000多萬男性。這個數字超過了加拿大所有成年女性的總和，也超過了澳洲與新西蘭所有成年女性的總和。

在數學概率上，每8位適婚年齡男性中，就有1位面臨較大的婚配競爭壓力。農村地區的情況更為嚴峻。根據《中國縣域人口發展報告》，中西部部分偏遠農村適婚年齡段男女比例高達140：100，25至49歲的未婚男性規模超過1300萬。出生性別比偏高與選擇性別終止妊娠有關。其背後通常涉及男孩偏好、胎兒性別鑒定技術擴散，以及特定時期的生育政策環境等多重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地區和時期的作用並不相同，但其疊加可能導致性別比明顯偏高。

性別失衡如何演變為大眾日常感受到的內捲？當適婚年齡段男多女少，婚配競爭壓力首先會落在男性及養育男孩的家庭身上：為了增加相對競爭力，他們更傾向於儲蓄、買房、投入教育，並接受更長工時或更高強度的工作。但競爭並不止於此。教育、職業與更充分的發展機會始終稀缺，養育女孩的家庭同樣可能增加教育和職業發展投入，希望女兒擁有更廣闊的選擇空間；一些女性也會通過教育、職業與財富積累，增強自身的獨立性與議價能力。於是，一場始於婚配市場的競爭，逐漸外溢為更多家庭共同參與的社會性「加碼」。

被推倒的四張骨牌

2009年前後，筆者與其他教授在研究中國家庭儲蓄時發現：一個地方適婚年齡段男女比例越失衡，當地家庭儲蓄率往往越高。他們把這套機制叫做「競爭性儲蓄動機」。傳統的儲蓄理論認為，人們存錢是為了養老、應付意外或者出於文化習慣。競爭性儲蓄是為了提高自己或孩子在婚戀市場上的相對競爭力。

面對加劇的婚配市場競爭，有男孩的家庭會問自己：我能做什麼來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場上的競爭力？答案很直接──攢錢、買房、上好學校。研究估算，1990年至2007年中國家庭儲蓄率的增幅中，大約有一半可由「競爭性儲蓄」機制解釋。

競爭性儲蓄的增加，是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隨後是房價。房產既滿足居住需要，也常被視為婚配市場中較易觀察和比較的經濟條件。2010年一項調查顯示，不少受訪母親不願女兒嫁給無房男性。模型估算，在2003至2009年中國35個主要城市的實際房價漲幅中，約有30%至48%可由與性別失衡相關的因素解釋。

房價升高後，為了獲得更多購房資本，第三張多米諾骨牌──職場，也隨之倒下。在研究所使用的農村家庭樣本中，來自性別失衡較嚴重地區、且家中有未婚兒子的家庭成員，更可能外出務工或接受風險較高的工作。數據顯示，有男孩的家庭平均每年離家工作41.4天，高於有女孩家庭的24.9天。家庭成員承擔風險，往往與改善家庭經濟條件、提高子女婚配競爭力等動機有關。

這串多米諾骨牌還沒倒完──第四張牌，是教育。婚戀市場的競爭壓力，不會等孩子長大才開始。它往前傳導，落到了下一代身上。家庭可能增加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在全國33個城市樣本中，學區房平均溢價約17%。但拆分來看更有意思：性別基本平衡的城市，學區房溢價均值只有9.47%；中度失衡的城市漲到15.89%；到了重度失衡地區，這個數字飆升到31.36%。補習班、興趣班、私立學校，一樣都不能少。中國家庭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7.9%，高於韓國、以色列、日本等國。

此外，城市間數據還顯示，性別失衡較嚴重地區的新增民營企業數量更多，這一現象與男性為更快積累財富而選擇創業的機制相符。這種競爭壓力還可能通過產業鏈傳導至外貿領域。一國的貿易順差，本質上是其國內總儲蓄與總投資之間的差額──若性別失衡推高總儲蓄率，便可能對貿易順差產生影響；貿易順差的形成還受到投資、匯率和全球需求等多重因素影響。

競爭的理性與低效

與性別失衡相關的這些競爭行為，有一個共同特徵：從個體角度看是理性的，從社會整體看是低效的。對單個家庭來說，多存錢、多加班、多報補習班似乎能切實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場上的競爭力。當所有家庭都同步增加資源投入時，婚配市場的總體配對結果保持不變。我們可以用「雄性麋鹿角」進行類比。每隻雄鹿都拚命吸收營養把角長得更大，以便在角鬥中獲勝獲取交配權。當所有雄鹿的角都變得同樣龐大時，它們之間的相對勝負關係維持原狀，過大的角反而大大增加了日常在森林中被樹枝卡住的危險。

「躺也躺不平，捲也捲不贏」成為了多數人的真實處境。單方面選擇退出競爭，個人在婚配市場上的相對位置會立刻下降，面臨更加不利的結局。這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社會均衡，使許多人難以輕易退出這場低效的競爭。研究估算，在過去四十多年裏，中國年均約9%的實際增長率中，大約1.8個百分點──也就是約20%──可與性別失衡引發的競爭行為聯繫起來。然而，為了這額外的增長，人們可能犧牲休閒、健康和家庭生活質量，而這些投入在宏觀層面未必改變婚配市場的總體結果。

打破內捲這場囚徒困境，需要正視並逐步緩解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問題。而要改變性別失衡，就需要改變社會中重男輕女的思想。提升女性經濟與社會地位，是糾正重男輕女思想的一把鑰匙。女性能夠創造更多經濟價值時，重男輕女的思想可能在現實利益面前逐漸鬆動。

但觀念的鬆動只是第一步，性別比失衡的修復，還需要更漫長的周期。我們則須建立漸進式的社會協調機制，引導全社會平穩過渡。在社會政策層面，完善育兒支持、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有助於減輕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壓力；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繼續嚴格落實對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監管，並提升女性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在教育領域，推動評價標準更加多元、完善職業教育發展通道，也有助於緩解單一賽道上的過度競爭。

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讓競爭服務於人的發展，而非吞噬人的生活。良性的繁榮，始於兩性平等，歸於人民幸福！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訪問教授，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與所在機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