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約四分之一世紀，全球經濟的網絡中心性總體抬升：美國的金融中心性持續增強，中國的貿易中心性也得到顯著提升，但這種中心性趨勢可能出現拐點。近年來美元工具被武器化，全球金融體系開始走向多樣化，而中國貿易中心性進一步提升的難度也在加大。

「中國衝擊」這一概念最早出自2013年幾位學者的論文。該研究發現，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給其他市場（尤其是美歐地區）造成了就業衝擊。數年前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問北大國發院時，談及美國小鎮藍領青年群體的就業困境，將其歸因於中國廉價低端製造品的出口。關於美國就業壓力究竟源於貿易還是技術，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多數學者認為，技術因素的影響大於貿易因素，但貿易維度依然是反覆被討論的話題。

近幾年被討論的「中國衝擊2.0」，敘事方向大體延續，但內涵已經發生變化：衝擊來源從以往勞動密集型製成品，轉向高端製成品。最近的調研顯示，中國出口對美國、歐洲、東南亞、拉美、非洲、南亞帶來的外部影響各有差異，但各方存在一個共同反饋：對中國高端產品的大規模出口抱有擔憂。

歐洲擔憂，一旦中國進入其傳統比較優勢領域，本土相關產業的生存將面臨挑戰；美國則顧慮，倘若前沿產業被中國主導，全球格局或將重塑，這背後交織着大國競爭因素。部分學者認為，該問題同樣存在於發展中國家：中國新興產業崛起固然為不少東南亞國家帶來發展機遇，但也使許多發展中經濟體擔憂自身工業化空間受到擠壓。

全球貿易失衡挑戰

為什麼這一矛盾現在越來越突出？其深層原因來自全球化模式的一個重要預設：經濟結構調整過程應當相對順暢。東亞經濟發展曾經存在一個「雁行發展模式」，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沿着產業階梯向上攀升，實現協同發展，充分發揮各自比較優勢。

但根本問題在於：現實當中，經濟結構是否真的能夠高效、順暢完成調整？美國整體從全球化中獲益，卻也未能妥善解決局部由外部競爭帶來的就業難題。「中國衝擊 2.0」同樣遭遇這一困境，疊加數字技術普及、中國經濟體量擴張的因素，挑戰與壓力被進一步放大。

關於中國經濟再平衡的討論二十年前便已開啟，當時突出矛盾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消費相對不足。此後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上升、經常賬戶盈餘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顯著回調，說明再平衡進程一直在推進。但2018年以後，經常賬戶順差再度回升，重新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儘管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重較以往有所回落，但隨着經濟體量擴張，順差絕對規模及其對外部經濟體的影響有所放大，外部消化與結構調整的難度也同步上升。

中國現在已經是大國經濟，與過去的小國經濟完全不同。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早期出口以低端產品為主，發達經濟體對此較容易接受，因為可以買到廉價商品。但如今中國開始大規模出口高端產品，且產品具備「質優價廉」的特點，這給歐洲帶來強烈的「生存恐慌感」。中國產品如今性能提升或成本顯著下降，對歐洲的傳統優勢產業形成衝擊，同時歐洲本土的創新活動又面臨很多障礙。

過去通常認為，失衡主要是結構性問題，同時夾雜周期性因素；現在來看，兩類因素均十分重要。中國經濟中消費不足的問題已存在數十年，儘管過去有所改善，但改善力度仍然有限。2018年以來，中國消費率小幅抬升；與此同時，近幾年經常賬戶順差再度擴大，而更為突出的短期變化是投資率下行。無論投資率下行是否具備合理性，這一變化的背後可能與房地產業調整、地方債務壓力上升、傳統產業產能壓力加劇相關。這既削弱了現階段的經濟增長動能，也放大了經濟失衡。從結構的層面看，中國消費率尚不足60%，雖已經略有上升，對比約75%的世界平均水平，仍存在較大提升空間。

人工智能（AI）技術未來可能進一步放大這一趨勢。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或將由高度中心化逐步走向多樣化與多極化。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在於世界是否走向多極化，而在於未來將形成相互割裂的多極體系，還是基於統一規則實現多極共治。此前提出的「一元多極共治」理念，在當下仍值得深入探討。

我們是否有可能創造「中國機會」？成為大國之後，面對依然突出的經濟失衡，如何與各經濟夥伴實現共同成長，這是一項重大課題。

過去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從佔比來看，可能遠高於當下，但彼時中國更多體現為小國經濟特徵。大國經濟與小國經濟的根本差異在於：一旦成長為大國，就會出現「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的現象，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將大幅抬升，面臨的阻力也會顯著增大。

中國可以採取哪些應對之策？第一，維護多邊開放的經濟體系。這完全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為國際經濟大循環仍然是中國經濟「雙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與擁有共同利益和立場的國家（包括歐洲）一道，共同維護開放的多邊體系，這對中國與世界經濟都十分重要。

第二，堅定不移擴大內需。大國經濟不應、也很難主要依靠外需拉動增長，國內經濟再平衡至關重要。如果中國消費率無法有效提升，「供強需弱」、供大於求的矛盾將會長期存在。近年來投資增速快速回落，這一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得到解決。擴大內需不僅是實現國內經濟再平衡的需要，也意味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當承擔起重要市場的責任。我們既要向世界輸出產品，也應積極歡迎各國的商品與優質服務進入中國市場，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推動國際合作 互惠共贏

第三，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重心從貿易轉向投資與產業合作。貿易能夠讓各方獲益，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深化國際勞動分工。但現實中，結構調整並不像構建數學模型那樣簡單，往往伴隨着巨大摩擦。不少國家完成結構調整存在現實困難，這也是部分國家對中國出口規模存在抱怨的根源：本國產業面臨調整壓力，例如美國昔日小鎮藍領的就業困境，以及當下歐洲對產業受衝擊、就業流失、收入前景惡化的擔憂。對此，我們應當逐步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重心，從單純貨物貿易轉向投資與產業合作。由直接出口產品，轉向在當地開展投資，就地創造就業、稅收、收入與GDP，有望有效緩解貿易摩擦。

第四，妥善把握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的關係。中國一方面堅持對外開放、自由貿易與多邊框架，另一方面在技術政策上強調自主創新、自立自強。這一政策導向具備現實必要性，但作為大國，我們需要更清晰、精準地向國際社會闡釋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十五五」時期，擴大內需與發展新質生產力同等重要；在推進供給側創新的同時，也要同步擴大內需，加強國際溝通，避免外界只看到中國供給能力擴張，忽視中國市場擴容和進口增長的機遇。

第五，打造能夠實現多方共贏的新型國際公共產品。兩年前筆者曾提出「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支持其他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綠色能源轉型。該構想既有助於消化國內部分產能，也能夠推動中國技術迭代升級。我們需要探索更多互利共贏的合作路徑，擺脫小國經濟階段形成的思維定式。這套邏輯放在大國經濟語境下，會帶來極高的全球調整成本，我們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