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領袖最難擺脫的一個感情問題是，他們感受到被愛時很受樂，會因此而更積極地發揮智慧；另一方面，一旦他們感受到被恨時，便很難受，因此變得失落而至消極，甚至終生不問政治。

　　筆者一生致力研究與從事政治學教育工作，深深認識到要為政治下一個定義。最根本的定義就是「利益衝突」，愈是多元化發展的社會，利益團體與個人間的矛盾也會變得更複雜，甚至更尖銳。因此當政者的不二責任便是將社會全盤利益所得「再分配」，從有與無的競爭勝負者身上去作「再分配」，把資源重新調整，以紓緩勝負的矛盾。

　　從政者應超越愛與恨

　　也正是因為政治就是利益衝突所產生的事物，因此從政者所面對的人群永遠是有得有失的，被得者所愛，被失者所恨，也就成為政治的物理學。作為參政者，若能將感受到的愛與恨處之泰然，被愛固然很受落，被恨也要有「免疫力」，不會因此而不問政事，其成功往往要比當政時的成就更大。

　　舉一個例子，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與小布什競選總統，因佛羅里達州的選票發生司法訴訟，如果官司勝訴，戈爾會因獲得該州多數選民票而當選。結果戈爾輸了，也當不上總統了，但他沒有因此而消失於政壇，反而去接受更大的政治挑戰，把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攬上身，到處去游說各國減少二氧化碳釋放。這涉及各國本身的利益，誰會去關心地球千百年的氣候轉變？戈爾的工作吃力不討好。但由於他的獻身，講事實說道理，終於得到國際重視，地球發燒的病症終於得到世人重視。戈爾的成就絕不遜於當上總統的小布什。

　　梁振英從特首工作退下來後，又有什麼志業可讓他發揮人生永恆的光輝呢？不妨參考第一任特首董建華，退下來後，除了當上全國政協高位外，還搞了一個「基金會」，請了不少有識之士共商特區發展問題。還有一件鮮為港人所知的事，董建華也充分利用他對中美關係的認識，做了不少學術與外交上的中美友好工作。由此可見，董退下特首工作後，做了更多更高層次的工作，一點也不浪費寶貴的生命與豐富的社會資源。

　　梁當特首四年的經驗，讓他累積了不少香港公共事務的經驗，接觸到不少問題，也做了不少工作。有成功的，有未竟全功的，更有失敗的。但無論如何，成功也好，未完成也好，失敗也好，都是一種寶貴的經驗。如果在眾多未完成而又想完成的工作中，找到兩三件，善用他能發動的社會資源，肯定大有作為。由他在任時的最大感受去找答案，最好是從被愛與被恨的體驗去思索答案，便會立即胸有成竹，做起來也會最有成就感。

　　重新贏回學子的愛

　　梁放棄連任的原因是自己要照顧家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退下來知難而罷，也不是辦法。梁接觸到大中學生的工作，黃之鋒拒絕與他握手，還發動十萬人圍坐政總抗議「國民教育」，又演變成青年學子「佔中」的主力，可見青年學子中有不少人是恨他的。但仇恨宜解不宜結，梁若什麼也不做，今後存留在孩子心中的陰影仍是揮之不去的。要消除孩子們與眾多學子心目中對他的負面觀感，最好是借退下來不當官的平民身份，打蛇隨棍上，執著「國民教育」的問題，把學子對國家錯誤的認識，對國家不認同的想法糾正過來。

　　梁當政時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成為反對派政敵，是他的官職使然。脫下官帽，據理力爭，效法戈爾的做法，跑去全港中學大學走透透。人可以不愛政府，甚至反政府。但是政府可以上台下台，國家卻不能倒台，否則正如中國名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說的正是國家覆亡，子民的安全網蕩然無存。

　　過去殖民地政府不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因為他們是外來統治者，只能當港人為殖民地居民，不抬舉殖民地居民為英國國民。港人一個半世紀裏從未有過國民身份，也沒有國民教育。回歸後，青少年對國民教育完全陌生，便被人抹黑為「洗腦」。所有這些對國民教育的誤解，是由無知造成，補救的辦法只有從知識的層次讓青年學子認識國家，愛護國家。香港像黃之鋒之輩視國民教育為敵的屬少數，要糾正絕大多數學子的錯誤想法，絕非不可能的工作。梁既然因為推動國民教育而被一些人恨，更應義不容辭，挺身而出，再從國民教育去贏取學子的愛。香港不能讓黃之鋒那樣的極端少數人誤導學子，梁振英是最適合的人選去為國民教育效勞。

　　如果不做國民教育工作，跟着恨與愛的思維，梁自可找到其他引起他被恨的工作，只要能化恨為愛，都值得努力去做。

　　說到他被愛的工作貢獻，當然也不少。其中廣為港人中下層感激的，當是房屋問題與解除「佔中」危機的貢獻。後者顯而易見，但房屋問題沒完沒了，梁的工作也沒結束，以他處理房屋問題的經驗，還是有用武之地。他是聰明人，不必人教路也可自找出路，至於「佔中」的危機化解，對他最有感恩的當是金融界與交通運輸界。「佔中」是衝着搞亂金融市場而來，直接受害的卻是「的士」司機、巴士行業，還有眾多物流送貨行業。梁最大的貢獻是用時間化解危機的空間，最後危機化解於無形，香港的市場繁榮沒被破壞，對梁感激的人還真不少，梁要繼續維護這些行業的利益，不要放棄！

　　原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