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一張報紙定乾坤」，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下「到陝北去」的傳奇，早已廣為人知。但多數人只知紅軍在甘肅哈達鋪獲得《大公報》，毛澤東據此宣布進軍陝北；卻少有人知曉，短短數日後，中央在200公里外的通渭縣榜羅鎮，再獲《大公報》印證：陝北有紅軍、陝北有根據地！中央連夜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議：將長征落腳點放在陝甘根據地。

從哈達鋪到榜羅鎮，《大公報》完成長征史上最關鍵的信息接力，中央果斷抉擇，歷史就此改寫。\大公報記者 謝銳佳、陳晴妍、楊韶紅報道

獲取報刊過程有多個版本不約而同指向《大公報》

1935年7月14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從成都出發，歷時10個月深入西北追蹤紅軍長征，寫下大量報道在《大公報》連載，成為報道紅軍第一人。今年適逢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公報「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採訪團循着范長江的足跡，打撈這段歷史的更多細節。

尚未駛入哈達鋪，路口一座巨型雕塑便映入眼簾。紅色飄帶仿照《大公報》版面環繞明燈與巨筆，基座上毛體大字「紅星照耀新征程」熠熠生輝，把「一張報紙改變歷史」的瞬間化為具象。

「哈達鋪人人都知道『一張報紙定乾坤』的故事。」哈達鋪老中醫暢輝民告訴採訪團，小時候，自己就從父親那裏聽到了《大公報》和哈達鋪的故事，當年他父親和太爺爺曾給路過哈達鋪的周總理治病。

如今行走哈達鋪，無論是紅軍街還是紀念館，處處都有《大公報》的印記。這份報紙對紅軍轉向陝甘革命根據地、推動長征勝利，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哈達鋪長征紀念館講解員對記者說：「我們將這段歷史作為重點展陳內容，近年來館內參觀學習者絡繹不絕，這裏也已成為重走長征路的重要打卡地。」

夏日的陽光照在哈達鋪紅軍街上，顯得格外亮堂。街上保留了舊時許多藥舖，暢輝民介紹說，義和昌和自己家的藥舖，都是當年比較有名的，毛澤東到哈達鋪後便下榻在義和昌。當地老人口耳相傳，義和昌的夜晚，油燈常常徹夜不熄。

紅一方面軍從江西瑞金出發後，經過長途艱苦行軍和連續作戰，8萬多人的部隊，到哈達鋪時只剩下7000多人，將士身體非常羸弱。彭德懷在《自述》中描述：「出臘子口，行軍時常見到道旁有同志無故倒地就死了。那時，幹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紅軍攻克臘子口進駐哈達鋪，繳獲了國民黨守軍逃跑時留下的幾百石米麵、2000多斤食鹽，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紅軍戰士得到寶貴物資補給。總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食得好」的口號，各連隊都殺豬宰牛，受盡飢寒之苦的紅軍得以飽食，哈達鋪也被譽為長征路上的「加油站」。

相對於讓疲憊的紅軍得到補給、恢復戰鬥力，接下來紅軍具體要往哪裏去，才是壓在黨中央心頭最沉重的命題。這也正是義和昌燈火長明的緣由。

走進義和昌毛澤東舊居，屋內陳設一如往昔：桌上一盞油燈、一支鉛筆，桌面一張《大公報》赫然入目。

轉出義和昌，斜對面約10米處，即為大名鼎鼎的郵政代辦所──91年前紅軍就是在這裏發現了《大公報》。當年哈達鋪商賈雲集，藥商需要報刊掌握時事商情，政府便在此設立郵政代辦點，民國時期這裏商人可以閱讀到《大公報》《晉陽日報》等五六份報紙。

關於中央在哈達鋪獲取《大公報》等報紙、得知陝北有紅軍的經過，不同的回憶錄記述各有細節差異。

開國將軍曾思玉、梁興初、曹德連等親歷者在《我的前一百年》《統領萬歲軍》《長征途中》等書籍和文章中還原了較多細節：1935年9月18日，紅一軍團直屬偵察連按照毛主席「給我找點精神食糧來」的指示，連長梁興初化裝為國民黨中校，曾思玉和指導員曹德連化裝為少校，幾個機關人員和副連長劉雲彪化裝為少校副官，擺出了「中央軍」的架式進駐哈達鋪。他們俘虜了國民黨魯大昌部下一個剛從蘭州過來的少校副官，並在郵局（郵政代辦所）從其騾馬運輸隊中發現了《大公報》等報刊，報上刊載陝北紅軍、根據地消息，還附有被敵人稱為「匪區」的陝北蘇區略圖。偵察連隨即將俘虜和報紙一併送往軍團部，呈送中央領導。

在距哈達鋪長征紀念館有50多公里的岷州會議紀念館，講解員指着牆上的地圖告訴大公報記者：「當時中央機關還沒抵達哈達鋪。」紅軍9月17日艱難奪取臘子口後，次日早晨毛澤東率紅一軍團駐紮在岷縣綠葉村，梁興初他們從哈達鋪拿到報紙後，就是送到這裏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閱讀的。

時任中央隊警衛隊指導員、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先頭部隊攻佔哈達鋪的時候，在當地的郵局得到了不少報紙，主要是7、8月間的天津《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他們翻讀着這些報紙，談得眉飛色舞。原來，從這些報紙登載的消息，他們確切地知道：陝北有蘇區根據地，有紅軍，有游擊隊。這真是喜從天降。」這段回憶，印證梁興初等先期到哈達鋪獲得《大公報》的史實。

時任毛澤東警衛員陳昌奉回憶道：「主席一進哈達鋪街，沒有直接進屋，而是到對面的郵政代辦所翻報紙，邊翻邊把有用的報紙放在一邊。我記得那些報紙是《大公報》《民國日報》《中央日報》《西安報》等。」

聶榮臻、耿颷等亦留下相關憶述。

研究者認為，根據目前各種史料分析，當年中央獲得報刊的途徑大概率不止一條，也可能不止一家報紙。不過，儘管眾人回憶細節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史料，都不約而同提到了《大公報》。

《張聞天年譜》《張聞天文集》則更為詳盡地記載了當時《大公報》上的報道內容。1935年9月22日，時任黨中央書記的張聞天在哈達鋪作了一篇「讀報筆記」《發展着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筆記將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的《大公報》上所披露的紅軍在陝甘活動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情況詳細摘錄並進行分析。其中摘錄7月23日的《大公報》寫道：「陝北匪共甚為猖獗，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縣，半赤化者十餘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8月1日的《大公報》記載：「盤據陝北者為紅軍二十六軍……匪軍軍長劉子丹（即劉志丹──編者註）轄三師……其下尚有十四個游擊支隊……匪軍現完全佔領者有五縣城。」

物質精神雙補給哈達鋪定下進軍陝北

彼時紅軍各部通信阻隔，無論是黨中央，還是孤軍轉戰的紅二十五軍，都曾借助《大公報》這一特殊信息紐帶，捕捉彼此行動線索，據此作出關鍵戰略判斷。據徐海東、韓先楚、劉華清等將軍回憶及陝西省寶雞市鳳縣檔案館館藏記載，1935年7月，撤離鄂豫皖蘇區、由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在陝西鳳縣繳獲一批《大公報》。其中，7月22日《大公報》報道說，朱、毛紅軍已越過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進。部隊結合報紙報道與中央文件，研判確認中央紅軍北上動向，果斷作出挺進甘肅、進逼天水的戰略抉擇，以此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8月9日晚，徐海東率部攻佔天水北關，接着攻克秦安縣城，威逼靜寧，鉗制和吸引了大批敵軍，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達到了策應中央紅軍川西行動的目的。而當年8至9月的《大公報》，也持續記錄紅二十五軍在甘肅一帶的軍事活動。

走進香港港島南區的大公報檔案館，翻閱紙色已經褐黃的1935年《大公報》，7月23日《陝北赤匪愈嚴重化 全陝北23縣幾盡赤化》、8月1日《高桂滋抵平談陝北匪況》、8月28日《徐海東竄甘 劉子丹進據綏德南區》等報道連貫刊出，對陝甘紅軍各方活動記述詳盡完整。這批保存在港的原始報刊，與親歷者回憶、地方檔案相互印證，直觀展現出《大公報》在音訊隔絕的戰爭年代，為革命力量研判局勢、謀劃戰略發揮的關鍵信息價值。

1935年9月20日，黨中央在毛澤東駐地義和昌藥舖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陝甘支隊整編方案。結合從報紙上新發現的情況，9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明確：紅軍前進的方向是陝北，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

9月23日，得到物質和精神「食糧」雙重補給的紅軍告別哈達鋪，意氣風發地往通渭縣進發。

榜羅鎮再遇《大公報》堅定「到陝北去」決心

在通渭榜羅鎮中心學校舊址，榜羅鎮會議紀念館館長廉國斌指着百年老校的校長辦公室說：「這裏就是當年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連夜開會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此正式決議，將長征落腳點定在陝甘根據地。」

榜羅鎮會議會場，是一間坐北朝南的青瓦土木小屋。屋內陳設極其簡樸：一張木方桌、五把太師椅，桌上一盞清油燈。「均為當年原物。」廉國斌介紹說。牆上懸掛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五人照片，裏間即是毛澤東當年居所。

1935年9月27日，在這間大約40平方米的小屋裏，毛澤東和黨中央連夜做出了「到陝北去」的歷史性正式決議。

廉國斌解釋連夜開會的緣由：「紅軍在這間學校裏又搜集到《大公報》等一批報刊，印證了此前在哈達鋪得知的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情報。新的信息進一步堅定了中央『到陝北去』的決心。」

舊址展板上，泛黃的《大公報》靜靜陳列，不遠處摘錄了毛澤東在吳起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榜羅鎮會議（由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與紅軍，所以改變決定，在陝北保衛與擴大蘇區。」

諸多回憶錄記錄下中央在榜羅鎮獲取報刊的情況。開國上將、時任陝甘支隊第十一大隊政治委員王平，在《王平回憶錄》中描述說：「過了渭河進入榜羅鎮，部隊休息了一天。紅軍在當地小學校發現很多報紙雜誌，上面刊載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北方的報道，也有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而楊定華在《從甘肅到陝西》一文中寫道，榜羅鎮「有一個高小學校供給了很多報紙雜誌給紅軍，中國共產黨及紅軍領袖閱後，覺得關於日本在我國北方侵略的許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討論。」兩文所指小學，正是榜羅鎮中心學校。

當年曾為中央領導人挑過水的原學校校長李子安生前回憶說，毛主席在學校住了3天，每天都由他們幾個大些的學生送水。

時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榜羅鎮」一文寫道：「那邊有二十六軍，後來又有個二十七軍。鄂豫皖來的二十五軍像已與他們會合。」顯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9月27日在榜羅鎮中心學校所閱報紙中，獲悉了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與紅二十六軍（劉志丹、謝子長部）可能已經會合的最新消息。而1935年9月13日《大公報》第三版左上角，正是以幾乎與正文等大的標題，醒目刊登了《陝北軍事形勢轉變 劉子丹徐海東有合股勢》的報道。

研究者指出，以當年西北地區的運輸條件與戰亂環境，《大公報》自天津印刷後半月內送達甘肅偏遠小鎮，時間上完全合理。雖然各類回憶錄及文獻均未明確記錄榜羅鎮學校所存報刊的具體名稱，但綜合多方史料推斷，毛澤東在榜羅鎮再度確認「陝北有紅軍和蘇區」這一關鍵信息，其來源大概率正是《大公報》。榜羅鎮會議紀念館原館長高亞忠表示，這一推斷合乎史實情理。

核桃樹下總動員三軍過後盡開顏

在榜羅鎮會議紀念館前，廉國斌向大公報記者介紹一棵見證偉大歷史的百年老樹：「毛主席就是在這棵核桃樹下，作出進軍陝北的總動員。」

這棵樹齡125年的老核桃樹枝繁葉茂，樹冠可覆蓋半畝地，掛滿青果。「每年還能結上千斤核桃。」廉國斌言語中透着自豪。

1935年9月28日凌晨5時，中央剛剛開完常委會數小時後，千餘人規模的連以上幹部大會，就在核桃樹下的打麥場召開。

「當時國民黨飛機總是八、九點鐘以後出現，為了躲避轟炸，幹部會議就選在拂曉召開。」廉國斌解釋道。

核桃樹四周是打麥場，當時還有老鄉剛收割不久留下的麥垛。細雨濛濛，毛澤東站在小方桌前，向全軍宣告：長征最終落腳點確定為陝北。

次日，紅軍攻佔入甘之後首座縣城通渭，並依據所獲報紙信息手繪《陝甘蘇區略圖》，為紅軍北上陝北提供了重要的地圖指引。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毛澤東進通渭城後在文廟街小學接見廣大指戰員時，滿懷豪情地首次朗誦了他的新作《七律·長征》。

10月2日凌晨，陝甘支隊兵分三路，向陝甘蘇區挺進。10月21日，紅軍陝甘支隊抵達陝甘革命根據地保安縣吳起鎮。至此，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