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甘肅卓尼縣城出發，沿蜿蜒盤山公路向東南行駛約五公里，奔湧不息的洮河劈開群山，勾勒出一方靜謐秀美的藏鄉秘境，這裏便是素有美名的博峪村。晴空澄澈，格桑花綴滿房前屋後，古樸的藏式「苫子房」錯落排布，清流繞村、山水相依，整座村落恬靜悠然，盡顯藏鄉獨有的溫潤風情與鮮活氣韻。

在村內小廣場，提及《大公報》，年近八旬的村民王永順滿是驚嘆：「這份報紙很有名，還在啊！」老人抬手指向廣場邊一處土木院落，語氣篤定：「那就是舊時土司衙門，當年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就是在這裏與卓尼土司楊積慶徹夜長談、縱論時局。」依山而建的舊土司衙門佔地7200平方米，一股清泉沿院牆潺潺流淌，斑駁開裂的夯土殘牆，默默鐫刻着近百年的風雲往事與紅色記憶。\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

博峪村坐落於卓尼縣東南部，北臨洮水、南倚族尼尕山，藏語寓意「藏族的故鄉」。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楊積慶，13歲破例承襲土司之位，執掌甘南藏區政務35載。

開明土司　身居邊陲不「守舊」

「很多人一聽到土司這個稱謂，就自然而然想到封建落後，但楊積慶這個土司卻一點也不『土』。」在卓尼縣城楊積慶烈士紀念館，卓尼縣黨史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羅信鋒對記者說。這裏是楊積慶舊居，紀念館完整留存並系統展陳他從「封建土司」到「革命烈士」的傳奇一生。

羅信鋒介紹，卓尼土司是甘南藏區建制最早、轄域最廣、沿襲最久、影響力最深的土司體系，自明代永樂十六年（1418年）始祖受封朝廷，歷經20任土司、綿延532年，管轄範圍南至西固、四川松潘龍安交界，涵蓋今卓尼、迭部全域及岷縣、舟曲、宕昌、臨潭等縣部分地區。

「楊積慶從小聰穎好學，幼習藏漢兩文，精明能幹，思想開放，易於接受新生事物，愛好攝影，興趣廣泛。」羅信鋒介紹，擔任土司和洮岷路保安司令期間，楊積慶積極在轄區推廣先進技術和文化，不僅在卓尼首次架設電話，組裝500瓦發電機，還於1921年創辦了卓尼高等小學，也就是今天的卓尼柳林小學，開創卓尼近現代新式教育的先河。

深夜晤談　點亮藏鄉紅色認知

楊積慶的開明格局與遠見卓識，深得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的認可。1935年7月，范長江從成都啟程西行追蹤紅軍蹤跡，採訪路線與紅軍行軍軌跡近乎並行，憑藉騎馬趕路的便利，率先抵達甘肅，深入西北腹地調研時局。

1935年8月20日，范長江專程從臨潭趕赴博峪村（時稱潑魚村），登門拜訪楊積慶，二人一見如故、秉燭夜談，徹夜縱論時政、暢談大勢。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中親筆讚譽楊積慶「聰敏過人，漢文漢語皆甚通暢」，驚訝「此邊陲蠻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也」。

西行採訪途中，范長江早已敏銳捕捉到西北紅色新風。他在《中國的西北角》「蘇先生與古江油」一節中記述，走訪民間時，常聽聞百姓提及「蘇先生」管轄紅色區域，後才恍然大悟，百姓口中的「蘇先生」，正是新生的紅色政權蘇維埃。基於一路實地調研，范長江精準預判紅軍行軍走向，篤定紅軍將挺進洮河、大夏河流域，聯動陝北革命力量。後來紅軍的走向印證了這一判斷。

「范長江的到來，兩人徹夜長談，為身處邊陲的楊積慶打開了全新視野。」在羅信鋒看來，彼時《大公報》以權威客觀的報道享譽全國。「從《中國的西北角》和目前所存的各種文獻史料來看，范長江不僅和楊積慶談了時政，談了攝影，更交流了他這一路的所見所聞，其中就包括紅軍。楊積慶從范長江這裏了解到紅軍的主張，以及長征的相關信息和下一步動向。」

范長江與楊積慶的這場談話，距紅軍過境甘南、9月中旬抵達卓尼縣不到一個月。臘子口戰役紀念館的展陳把范長江譽為楊積慶的「啟蒙老師」：「楊積慶與范長江曾徹夜長談，得知紅軍在艱險與困難面前視死如歸、毫不屈服，知道了紅軍北上是為了抗日，在民族存亡的大義面前，心生同情與敬佩，對紅軍進入卓尼（含迭部）也有了心理上的準備，為紅軍順利通過迭部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見到范長江前，楊積慶已通過自己昔日的隨從副官、時任洮岷路游擊司令部蘭州辦事處處長王佐卿，以及時任鄧寶珊將軍擔任軍長的陸軍新編第一軍中將參議續范亭（1947年9月13日，續范亭去世後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等，對紅軍和長征有了一些了解。羅信鋒認為，正是在王佐卿、續范亭、范長江等的影響下，楊積慶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最終選擇了幫助紅軍。

開倉放行　助紅軍順利北上

1935年9月、1936年8月，紅一方面軍、紅二四方面軍先後過境甘南卓尼、迭部一帶。面對蔣介石勒令阻擊紅軍的緊急電令，楊積慶全程不發一兵、不開一槍，而是主動組織藏民搶修損毀棧道、疏通行軍通道，大開官倉，為過境紅軍將士提供充足糧草補給，紅軍得以順利北上抗日。

1937年8月，軍閥魯大昌將臘子口失守歸咎於楊積慶暗助紅軍，蓄意構陷，在博峪村悍然製造慘案，將楊積慶及家人七口殘忍殺害，史稱「博峪事變」。1994年，楊積慶被正式追認為革命烈士，這段紅色傳奇，終被歷史銘記、為世人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