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段瑞明看來，范長江的記者「高光時刻」與《大公報》密不可分，他也曾向《大公報》推薦過不少人才。正如他在《憶小方》一文中寫道：「當時《大公報》需要人，就請他擔任平漢線工作，而秋江任察哈爾，以溪映任綏東。」小方、秋江、溪映分別是方大曾、孟可權和邱岡，都是抗戰時期分布在各個戰場的戰地記者。

其中，范長江與孟可權相識於西北之行採訪中。當時因范長江所看到的民不聊生景象與「金張掖」的諺語形成鮮明對比，為弄清楚原因，他專門到張掖特種消費稅局拜訪，並結識在此工作的孟可權。

段瑞明說，范長江後來常邀約孟一起外出採訪，資料顯示，范長江得以詳細描述、準確分析「張掖的破產」是因為「煙畝罰款」「人懶之過」，是因為孟提供了許多不為人知的信息和資料。隨後，孟可權辭去公職，成為范長江助手，並協助編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七七事變」後，在范長江推薦下，孟可權被《大公報》聘為戰地記者。

推薦首位抵達盧溝橋前線中國記者

喜愛攝影及寫作的方大曾，曾通過天津《大公報》寄信給范長江，並在綏遠前線遇到同樣在此採訪的范長江，而此前范長江已通過多篇通訊報道記住了他的名字。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第三天，方大曾逆流而行，成為第一個抵達盧溝橋前線的中國記者，寫下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平津淪陷後，方大曾再次致信范長江，提出當一名記者的願望，於是范長江向《大公報》推薦了他。方大曾如願成為戰地記者，接受范長江的採訪工作安排。

戰局動盪，1937年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與范長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臨別時，范長江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方大曾平和堅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覆你。」9月18日，方大曾從距離保定東南約50公里的蠡縣，向上海《大公報》寄出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後，徹底失去了消息。此後范長江找尋多年，並寫下了《憶小方》。

段瑞明說，正是范長江、孟可權、方大曾等一批批記者的前赴後繼，用一篇篇報道鼓舞了全國軍民必勝的信心和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