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國慶」，今又「國慶」。丹桂飄香於九州，紅葉染醉於萬山。華夏大地，山河錦繡，天地同輝，盛世華誕，共譜華章；巍巍神州，旌旗獵獵，鼓樂喧天，四海升騰；街道兩旁，張燈結綵，普天同慶，處處歡顏。

時維十月，序屬三秋，日日是好日。不論是天高氣爽、雲淡風輕的秋之心曠神怡，還是「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的秋之蕭瑟，總在此特別節點，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國慶」一詞，本指國家喜慶之事，最早見於西晉文學家陸機在《五等諸侯論》中「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之記載。封建時代，國家喜慶大事，多以皇帝即位、婚娶或誕辰日為準。帝王通常會在這天大赦天下、賞賜百官、置酒高會、鸞歌鳳舞等，大肆慶祝。

據史料顯示，唐太宗李世民雖最先將自己生日納入國家慶典，但將此定為節日則源於唐玄宗李隆基。其不僅在該天接受文武百官祝壽，還紅燭高燃、笙歌齊鳴、全國放假三天，並把國慶日定為千秋節，意在千秋萬代江山永固；後又突發奇想更名為天長節，寄意與天地共長久。爾後歷代帝王紛紛效仿，既以生日為國家慶典，還各自命名，如地平節、慶成節、慶陽節、壽昌節、延慶節等。至明清，由千秋節演變成萬壽節，且與元旦、冬至並稱為三大節，在康熙皇帝六十大壽時達至頂峰。

到民國時期，南方起初以十月十日辛亥年武昌起義日為國慶節，家家燃炮，匯眾演說，商戶敲鑼打鼓、舞獅獻瑞，熱鬧非凡，但北方僅機關和學校放假一天，十分冷清。直至軍閥割據結束，南熱北冷之局面才有所改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東方巨龍，從此騰飛。同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決議，自次年起每年十月一日為國慶日，中國人民有了完全意義上的國慶節。

國慶節盛大慶典，不僅慶祝國家的繁榮富強，也祈願這片土地生生不息，每一個小家都能在此沃土上安居樂業、和諧共生。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國安寧，承載着國人滾燙的赤子初心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盼，鋪就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濃厚底色。既是山河無恙，更是人心安暖。七十七載風雨兼程，幾代人接力奮鬥。從一窮二白到民富國強，從積貧積弱到巍然屹立，正是億萬人民篳路藍縷、胼手胝足換來的歲歲年年。十里紅旗，千里月光，江山萬里，國之泱泱，是國也是家，是家更是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何其有幸，共沐此光榮。

我自幼對紅軍戰士和中國共產黨人尊崇有加，時常為其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壯舉所感動，甚至落淚。及至少時留美求學十六年，親身體驗西方民主之偽善，更激勵着我要為祖國強大發展而不懈進取。一九八四年，懷揣着為國開拓當代眼科事業的夢想與熱情，在香港向外移民浪潮高峰期，毅然放棄優厚待遇逆流回港，並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

彼時，全國政協中尚未形成香港地區獨立界別，我是以港澳同胞身份作為特邀人士分散在其他界別。但隨着香港回歸籌備工作的推進，在一九九六年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籌委會成立後，方首次以「香港同胞」獨立界別形式出現。第九屆全國政協在一九九八年期間，又將「香港同胞」更名為「特邀香港人士」，並沿用至今。

今時今日，我猶記得一九九三年春節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於灣仔召開全國兩會行前座談會。共十來個人，我是其中最年輕一位，深感責任重大，忐忑如履薄冰。唯常備不懈，盡全力不負國家信任與重託。等提前一天到京，三月初倒春寒，寒風凜冽。是日晚在貴賓樓報到後，翌日凌晨四點鐘，我們步行往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只見四面八方人潮如織，大家秩序井然，緩慢前行。半小時左右到達廣場，夜幕尚未撤去，天氣很冷，風特別大。我們站在最前排，人人裹着大棉襖，帽子圍巾手套齊全，可仍被陣陣冷風吹得瑟瑟發抖。

放眼望去，周邊雖盡是陌生人，可所有人都靜靜地站着，縱然手腳僵硬，眼神卻盯着同一方向，翹首期盼那神聖而莊嚴的時刻。六點，六點三十分，六點四十五分，一聲聲號角突然響徹雲霄，彷彿一把利刃刺破長空，一縷破曉晨光霎時湧出。日出東方，叩啟蒼穹，民族血脈在瞬間沸騰奔湧。金水橋那頭，儀仗隊邁着鏗鏘整齊的步伐，漸次走過長安街。護旗手登上國旗台，將旗掛好。激揚的國歌破空而起，他奮力揮臂，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人們齊聲高唱，沉浸在一片興奮與激動之中，久久不願離開。

那一刻，我亦心潮澎湃，淚流滿面。國旗並朝陽，日復一日，相映寰宇。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升旗儀式更是一堂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升起的不僅僅是旗幟，還有心靈深處的信仰與驕傲。每個人的一生，總要看一場升旗。再後來，我多次到京看升旗或閱兵，並和同事推動由二○○四年十月一日起，每天在香港各大中文電視台主新聞時段前播出國歌及《心繫家國》短片。日子平淡流逝，可關於那一天的記憶，卻歷久彌新。我們對祖國的愛，很多時候早已刻進骨子裏。可升國旗儀式的那份莊重，我始終未曾忘記。因為這面旗上，有我們民族的魂。

千秋偉業，百年只是序章。願祖國偉大，願民族有光，我愛你，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