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海仍翻湧着《中國的西北角》的字句，蘭州中川機場的登機提示音，將我從「追尋范長江、重走長征路」的遐思中拉了回來。

8天7夜，駐足俄界會議遺址，仰望臘子口天險，尋訪哈達鋪，走進榜羅鎮……時間不長，卻足以撼動內心，啟萬千思索。作為香港記者，我一路走，一路叩問：一個人、一座城、一個國家，怎樣在無路處尋路？\大公報記者 謝銳佳

一、擔架上的方向

踏訪一座座長征紀念館，范長江身着皮衣、意氣風發的經典肖像，每每映入眼簾。1935年7月14日，他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從成都出發，一路追尋紅軍長征蹤跡，開啟艱險的西北之行，以筆為炬，著就《中國的西北角》這部傳世通訊集。

范長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通訊傳遍海內外，衝破輿論壁壘，讓世人看見封鎖之中紅軍的真實面貌，助推抗日救亡輿論動員。

路上，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范長江為什麼要走這條路？他在《中國的西北角》裏寫過一句話：「欲成大河者，必長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他走西北，不是為了看風景。他想知道中國往哪裏去。

紅軍也在尋找這個答案。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開始長征時，不知道要去哪裏。湘江之戰後，從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通道轉兵，黎平會議，迎來遵義轉折。遵義會議那天，王稼祥被擔架抬進會場，投出了關鍵一票。

長征中，擔架不只是擔架。長征之初，大病初癒的毛澤東躺在擔架上行軍。王稼祥戰傷未愈，由擔架抬着長征；張聞天也偶爾坐上擔架。三副擔架常在崎嶇山道旁、野外宿營地相聚，交談聲壓得很低，共識卻越來越清晰──這些探討為遵義會議埋下伏筆，深刻改變了中國革命的走向。

1935年9月，紅軍揮師進入甘肅，10月抵達陝北。

在甘肅，我們駐足俄界，瞻仰毛澤東舊居；來到哈達鋪，觀看情景劇中毛澤東在關帝廟發出「到陝北去」的鏗鏘號召；行至榜羅鎮，走進中央領導人連夜正式決議「落腳陝北」的會議舊址。

俄界會議、哈達鋪會議、榜羅鎮會議、吳起鎮會議，四次關鍵會議，步步校準前路，牢牢錨定革命方向。

9月12日，俄界會議否決張國燾南下主張，決意北上，整編陝甘支隊，擬靠近蘇聯、開闢陝甘蘇區；9月18日，哈達鋪，紅軍從《大公報》獲知陝北有劉志丹隊伍，毛澤東提出「到陝北去」；9月27日，榜羅鎮一錘定音，會議正式決議長征落腳陝甘根據地；10月22日，吳起鎮收官，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全國革命總指揮部扎根陝北。

這些會議，每一次都是在尋找方向。方向不明時，先走一步再看；方向明瞭時，堅決走下去。

范長江也在尋找方向。1935年7月，他26歲，從成都出發，一路往北。他不是紅軍，但他想弄清楚紅軍往哪裏去，中國往哪裏去。在蘭州，他寫下《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判斷紅軍「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肅」，然後「轉隴南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陝北劉志丹」。他當年預判的行軍路線，後來被長征的歷史一一印證。

他寫下這篇報道時，用的是「剿匪」兩個字，但全部加了引號。他直稱「紅軍」，不稱「共匪」。他說：「從1927年到1935年，在國民黨的統治區中，在合法出版的報紙書籍中，公開稱『紅軍』，對『剿匪』加引號，而且用文字公開透露出紅軍是北上抗日，並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26歲的記者，當眾人都將紅軍稱作「匪」，他沒有盲從，而是親身探尋答案。他看到的，是另一條可能的路。這，就是新聞人的「尋路」。

二、草鞋踏成大道

在通渭縣榜羅鎮會議紀念館，記者看到了1935年9月紅軍陝甘支隊留下的草鞋，麻繩編的。

那時候的路，是草鞋走出來的。董必武長征時腳上的草鞋「破得特別的快」，腳後跟裂着血口子，流出的血把鞋襪都染紅了。他在貴州黎平買了一雙膠鞋，非常之珍惜，平時捨不得穿，只在急行軍時才換上。

當年，紅軍踩着草鞋前行，所求的，是後輩不必再穿草鞋；所盼的，是整個民族告別步履維艱的歲月。

1935年，范長江追尋紅軍，從哈達鋪到蘭州，騎馬趕路用了14天。

現在我們從蘭州到哈達鋪，乘坐動車只用了兩個小時。

時代更迭，天塹化為通衢。我國建成全球最大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臘子口雄關架起坦途，俄界、哈達鋪、榜羅鎮紅色舊址路網相連。草鞋踏過的土地，如今大道縱橫，先輩的夙願終成現實。

在岷州會議紀念館，望着紅軍過草地賴以果腹的野菜圖片，我不由想起草地荒原上紅軍啃剩的半截皮帶，還有三位紅軍女戰士途經湖南郴州，從她們唯一的被子剪下，贈予村民的那半條被子。

紅軍食野菜、啃皮帶，是絕境之中的堅守；剪下「半條被子」留給百姓，彰顯共產黨人滾燙初心。一苦一暖之間，昭示着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情懷與為民本色。紅軍跋涉萬里、浴血長征，一切奮鬥，都是為了讓人民不再飢寒交迫，人人能溫飽禦寒，擁有一床完整棉被，過上安穩日子。

彼時，山河破碎，國家四分五裂，外敵鐵蹄肆意踐踏華夏大地，萬千民眾顛沛流離、飢寒交迫，深陷水深火熱之中。

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描述入甘看到的百姓困苦之狀：「農民窮困得驚人！近百戶人家的村莊，幾乎雞蛋都買不出！所謂客店，除有空炕而外，什麼都沒有。」「（渭水兩岸）沿途村鎮，無不百業蕭條。」「一般的農民，只能吃洋芋。」他甚至擔憂「中國再如此過活十年，這些地方的人口恐將至絕種了！」

而今行走隴上大地，甘肅早就全面脫貧。當年農民賴以活命的洋芋，已從「救命薯」蛻變為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薯條、薯片、薯丸等深加工產品不斷湧現，僅定西馬鈴薯全產業鏈產值就突破280億元人民幣。

九十年間，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億萬人民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載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位居世界前列，電磁彈射航母遨遊大洋，國產六代戰機呼之欲出……當年先輩期盼的國泰民安，正一步步化為現實。紅軍長征流的血、范長江走過的路、幾代人灑出的汗，沒有白流，沒有白走，沒有白費。

紅色火種跨越九十載，依舊吸引着年輕人奔赴這片熱土。在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少先隊講解員娓娓講述長征史詩。館長劉琳介紹：「近年來前來參觀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臘子口戰役紀念館同樣可見青春身影：重走長征路的蘭州理工大學學子，正意氣風發地穿行於歷史現場。他們說：「我們要走好屬於我們年輕人的新長征路。」

三、長征再啟新程

從西北返回香港，我取道深圳中轉──受益於大灣區近年融合發展、互聯互通，我得以依最佳航班時間從容選擇灣區機場。

「各位旅客，因目的地空域流量繁忙，本航班需盤旋約30分鐘，請您耐心等候。」從空中俯瞰珠江口，大灣區城市群山海相連，摩天樓宇依海而立，跨海大橋飛架伶仃洋，港口貨輪穿梭，繁華都市綿延百里。

九十年前范長江走過西北的黃土路時，深圳還只是一座寂寂無聞的邊陲小鎮。如今，這座擁有近兩千萬常住人口的中國一線城市，已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創新高地。空港繁忙，連落地都不時需要在空中等候盤旋。

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新長征」。從邊陲小鎮崛起為國際化大都市，深圳走了40年；整個中國，更是以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但路還沒走完。

九十年前，范長江在西北角看到的是：中國被封鎖，被圍堵，被分裂。他寫的《中國的西北角》，書名裏那個「角」字，有一種邊緣感、危機感。

現在的中國，早已不再是困於一隅的「角落」，正闊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眼下的深圳，正在密鑼緊鼓地為11月舉行的2026年APEC峰會做準備，屆時各國政商代表齊聚，共商人類和平與發展，世界再次聚焦深圳、聚焦大灣區、聚焦中國。

但挑戰仍在。逆全球化思潮湧動，一些國家大搞小院高牆、脫鈎斷鏈，遏制圍堵的圖謀未曾停歇。向內看，產業轉型壓力不減，人口老齡化持續加深，關鍵核心技術仍存短板，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難題仍待破解，前進之路依舊充滿硬仗。

放眼全球，部分地區仍深陷戰亂，氣候變暖的威脅持續加劇，人工智能在帶來機遇的同時，也潛藏巨大風險。

九十年前，紅軍想的是吃飽穿暖、民族解放，今天這些新考題新挑戰，他們想像不到。

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長征路，都有自己的「尋路」。

九十多年前，范長江在西北角尋找方向，紅軍在擔架上尋找方向。今天，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探尋自身的發展方向；面對氣候變化、地緣衝突、技術革命交疊的挑戰，全人類亦在尋覓前路。

九十多年前，中共中央在哈達鋪會議、榜羅鎮會議上決定「落腳陝北」，在絕境中找到了生機。今天的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確定性和正能量。

飛機滑行時，我透過舷窗看到遠處的燈光。那些燈光連成一片，像一條路。

九十年前的長征路，是用草鞋走出來的。今天的路，是用芯片、算法、高鐵、衛星走出來的。路的形式變了，但路的本質沒有變：都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九十年前的記者，用筆和紙記錄路。

今天的記者，用手機和網絡記錄路。今天的記者，手握鏡頭、電腦與網絡，工具迭代、手段多元，但記者的職責使命從未改變：始終尋找方向，記錄探索。

一國兩制，同樣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道路開拓。

過關返回香港。一河之隔，北岸深圳高樓林立，南岸香港北部都會區，尚多阡陌魚塘。

香港發布了歷史上首個五年規劃，這是從未走過的新路。發展北都，就是五年規劃中的一個重點，這也是香港搶佔未來發展先機正在開闢的一條新路。

不久的將來，這裏將崛起數百萬人的香港新城，與北岸的深圳遙相輝映。

透過車窗望向建設如火如荼的北都，我想起紀念館裏那雙磨穿的草鞋，想起范長江騎馬走過的那條黃土路，想起擔架上三個人低聲交談的聲音。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紅軍的路是求生存的路，范長江的路是求真相的路，港深的路是求發展的路，中華民族的路是求復興的路。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今日塘陌連片，正是新城起勢的開端；一河兩岸同頻，蘊藏協同共進的生機。港深同心，共促繁榮，以中國式現代化步履，奔赴民族復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