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活20年，弗格森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中英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尋找準確的表達。作為資深外文專家，他曾參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至五卷、政府白皮書等重要文獻的英譯文改稿工作。如何把中國人的表達，轉換成海外受眾真正能夠理解的語言，是他長期面對的課題。談及如何向世界講述中國紅軍長征，弗格森認為，關鍵不僅在於「講什麼」，更在於「怎麼講」。在這場面向全球的敘事中，香港憑藉獨特的國際化優勢，完全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

「不能面對所有海外受眾，只講同一種故事。」弗格森指出，長征所展現的領導力、勇氣、堅韌與使命感，本身並不存在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這些都是全世界的人都會尊重的品質。」

與其先告訴海外受眾「長征有多偉大」，弗格森更傾向於把他們帶回歷史現場，去感受一個個具體的人在極端處境下作出的選擇：一支遭受巨大損失的隊伍，為什麼沒有散掉？面對幾乎無法突破的天險，為什麼仍有人選擇衝上去？

「從『人』的本性出發，最容易跨越歷史和文化的鴻溝。」弗格森認為，講述長征不應只是羅列戰役節點與冷冰冰的數字，而是要展現個體在絕境中的選擇與堅持。找到人類共通的情感支點與生存意志，中國故事才能真正走進海外普通民眾的心裏。在構建這種跨文化敘事的過程中，弗格森特別強調了香港的獨特角色。在他看來，中西文化在香港交匯，也形成了獨特的國際傳播優勢。

香港是講述中國故事絕佳「連接者」

在弗格森眼中，香港正是講述中國故事絕佳的「連接者」。香港媒體既熟悉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又長期浸潤於國際傳播語境。在講述長征等宏大題材時，可以更多採用海外受眾熟悉的語言、視角和敘事方式，在中國故事與國際受眾之間搭起一座更容易抵達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