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海燕的記憶裏，曾任紅二十五軍軍長的父親程子華，很少向家人講述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飢寒傷痛。但那雙始終無法自如伸展的手，卻留下了長征的印記，以及堅持和探索信仰的烙印。正是這對在長征途中落下傷殘的手，與戰友們共同把身處困境的紅二十五軍帶了出來，使其在轉戰中發展，並在更大的革命進程中發揮作用。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九十周年。程海燕接受《大公報》專訪，追憶父親與戰友們走過的征途。她說，今天回望歷史，人們已經知道勝利的結局，但置身當年的艱險之中，他們未必知道勝利何時到來，也無法預見自己最終會走向哪裏。支撐父親堅持下去的，是對革命的信念，也是希望民族和國家強大、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願望。/大公報記者 孫志、李暢、凱雷 實習記者 王岩冰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是參加長征的四支主力紅軍隊伍之一。1934年11月，這支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出發的隊伍，歷時十個月、轉戰近萬里，先期抵達陝北。出發時約2980人，到達陝北時發展到3400餘人，是長征途中唯一一支人數不減反增的隊伍，還在長征途中創建了唯一根據地──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敵強我弱 迂迴轉向保存部隊實力

1934年，程子華受中央派遣，從中央蘇區輾轉前往鄂豫皖，傳達戰略轉移、建立新根據地的指示。同年11月，花山寨會議任命程子華出任紅二十五軍軍長，與政委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一起率不足三千人的隊伍從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踏上長征之路。如何在敵軍圍追堵截中保存力量，是出發以後首先面對的問題。

程海燕記得父親曾講過，部隊出發時盡量輕裝，「就帶了三天的乾糧、兩雙草鞋」。在路線選擇上，也不能只看地圖上的遠近。「他說，行軍路線要拐彎地走，不能走直線。」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地圖上的近路未必就是部隊能夠安全通過的路，紅二十五軍不斷迂迴轉向，盡量避開敵軍主力，以保存有限的有生力量。

然而，長征開始不到一個月，部隊便遭遇一場惡戰。1934年12月，紅二十五軍轉戰至陝西庾家河，程子華雙手負傷，徐海東也身受重傷。戰士們輪流抬着擔架，在山路間行進。由於缺少藥品和治療條件，程子華的雙手最終留下終身殘疾。

對紅二十五軍而言，要在轉戰中堅持下來，就必須找到能夠立足的地方。進入陝南後，部隊開闢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在作戰的同時發動群眾、補充兵員，為繼續前進積蓄力量。

談到紅二十五軍為何在長征後人數不減反增，程海燕說，輕裝前進、避開敵軍主力，使部隊盡可能減少了損失；根據地的建立，則為休整、補給和擴充創造了條件。第二次反「圍剿」期間，紅二十五軍採取「誘敵深入、先拖後打」等方針，利用山地同敵軍周旋，拉長對方補給線，待其疲憊後再尋找戰機。程海燕記得父親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話概括：「胖的拖瘦，瘦的拖死。」

勝仗也意味着槍支、彈藥和生活物資得到補充。程海燕談到，她曾在王誠漢（開國上將，曾於紅二十五軍任連長）的回憶文章中讀到一個生動的細節：有時戰鬥勝利後繳獲了一些物資，平日難得見到的糖一時多起來，戰士們喝水放糖，做菜也放糖。在長期缺衣少食的行軍生活中，這樣一點尋常的甜味，顯得格外難得。

軍紀嚴明 「仁義之師」贏得民心

支撐隊伍發展的，還有一路爭取到的民心。紅二十五軍散發《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和《什麼是紅軍》，通過布告、標語和傳單宣傳抗日主張。經過寧夏興隆鎮等回族聚居地區時，部隊制定「三大禁令、四項注意」，當地群眾稱讚紅二十五軍為「仁義之師」。毛澤東後來接見徐海東、程子華時，稱讚其民族政策水平高、執行得好。程子華從中央蘇區帶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例，到陝北後由程坦、劉華清配曲，中央紅軍到達後隨即在全軍推廣開來。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從繳獲的《大公報》上得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繼續北上的消息，決定西征北上策應主力。9月7日，部隊到達甘肅豹子川，程子華代理省委書記兼軍政治委員，徐海東任軍長。9月15日，紅二十五軍抵達陝甘根據地永坪鎮，與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隨後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10月19日，中央紅軍抵達吳起鎮，陝甘根據地進一步鞏固擴大。

毛澤東後來曾肯定紅二十五軍「為革命立了大功」，並在談到其由陝南經隴東到陝北的行動時，指出其起到了「中央紅軍之嚮導」的作用。採訪中，程海燕特別提到，陝北原本已有紅軍和根據地，紅二十五軍的到來進一步加強了當地革命力量，使隨後到達的中央紅軍有了更穩固的立足條件。

她由此談到毛澤東關於陝北「兩個點」的概括。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從長征在這裏落腳，到紅軍改編後奔赴抗日前線，革命力量在這裏保存、發展，又由此開啟新的征程。紅二十五軍的先期到達，是這段歷史中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