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為紀念並弘揚「長征精神」，大公報記者獨家專訪周恩來侄女周秉德。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策劃者和指揮者之一，周恩來的崢嶸過往也在周秉德的憶述中緩緩流淌出點滴。「那時候的條件非常艱苦，而伯父抱病運籌軍機、謀劃戰略的身影，至今似乎歷歷在目。」

2006年，周秉德同部分革命後代重走長征路，踏過毛爾蓋的沼澤，到訪過轉折之地哈達鋪，也親眼見到紀念館中當年那一張曾經幫助紅軍確定前行方向的《大公報》。「我們知道陝北有自己的人，我們才敢向那邊進發，它讓紅軍有了目標。」周秉德說。\大公報記者　孫志、任芳頡、凱雷　實習記者　李思桐

1934年，中共中央領導中央紅軍主力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周恩來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成員之一，並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長征途中參與制定重大戰略決策，對紅軍長征的勝利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作軍事副報告，直面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失誤，主動開展自我批評，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以自己在黨內軍內的重要地位全力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積極推動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會議之後，周恩來受黨內委託，成為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堅定維護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為紅軍走出困境、扭轉長征戰局奠定重要基礎。

擔架上處理軍情 不捨晝夜

周秉德說，伯母鄧穎超曾憶述：「長征路上，周恩來走得十分辛苦。」1935年7月，周恩來隨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川西毛兒蓋後，由於日夜操勞，體力透支過多，加上和紅軍戰士們一起吃野菜和青稞，導致嚴重營養不良而病倒，連日高燒40度不退，昏迷不醒，不能進食。

即便被病痛折磨，周恩來依舊沒有放下軍機要務。只要意識稍清醒，他便召集相關同志研判局勢，參與處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面對張國燾恃兵力優勢爭權的嚴峻局面，周恩來以全黨團結為重，從革命大局出發，主動讓出紅軍總政委一職，促成兩大紅軍主力統一行動，最大限度維護紅軍的團結。很多時候，周恩來躺在擔架上看閱軍情文電，在顛簸的路途中思考行軍部署。夜晚部隊宿營，他依舊在油燈之下草擬命令、梳理各路紅軍的動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擺脫敵軍圍追堵截的謀劃當中。

「長征隊伍沒有可吃的食物，只能取一些草根樹皮來煮。」周秉德表示，「那時伯父患有肝膿瘍無法行走，並且經常昏迷，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擔架上。伯母本來在婦女的隊伍中，後被組織調來照顧伯父，當時的衞生條件很差，伯父的毛衣上長了很多蝨子，數都數不過來。伯母給伯父掐蝨子，掐滿手都是血紅的。」

當時的環境無法消毒，又沒有條件做手術，只能採取保守療法。「沒有合適的藥物，毛主席便派人找冰塊給伯父降溫。」周秉德聽伯母講述，紅軍離開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戰友們組成擔架隊抬着周恩來過草地。為保障周恩來安全穿越草地，彭德懷甚至下令埋掉僅存的迫擊炮。他說，寧可損失一百門大炮，也要把周恩來抬出去。「由於不忍心看到戰士們步履艱難地抬着自己，伯父多次爬下擔架自己走，但又一次次被戰友們按到擔架上。」周秉德說。

2006年，周秉德參與「情繫長征路──開國元勳子女重走長征路」大型活動，和二十多位革命後代一同踏上父輩當年的征途，歷時一個半月重走長征路。尋訪途中，她來到毛爾蓋、哈達鋪等關鍵舊址。站在毛爾蓋的土地上，沼澤地貌依舊清晰可見：「進城之前兩邊都是沼澤地，人踩到沼澤會沒過大腿。」親身踏訪，讓她對當年草地行軍的兇險有了更直觀的體會。

「《大公報》讓紅軍有了目標」

作為紅軍長征途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節點，哈達鋪鎮留給周秉德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們知道陝北有自己的人，我們才敢向那邊進發，它讓紅軍有了目標。」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秀雲指出，紅軍長征開啟之後，《大公報》第一時間跟進報道。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大公報》累計刊發600餘篇報道，涵蓋消息、通訊、評論、遊記、訪談等多種題材。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十分重視研讀各類報刊，張聞天撰寫的讀報筆記刊發於《前進報》，文中大量摘引《大公報》關於紅軍在陝甘活動的報道。在哈達鋪鎮，紅軍不僅得到了物資和人員的休整，更通過《大公報》獲取了關鍵情報，從而確立了「到陝北去」的戰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