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改研究會原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資深副理事長李羅力認為，亞太各經濟體法律體系、經濟制度差異巨大，制度異質性是長期以來制約區域深度一體化的重大障礙。而深圳與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的跨境制度協同模式，為異質經濟體之間的規則對接提供全新範式。

一直以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深圳制度先行先試的兩大戰略平台。截止到今年三季度，前海深港合作區有111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全國複製推廣，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先行先試、引領制度創新的「策源地」。河套合作區則構建「五流四制」政策框架，打通科研資金、人才、數據、技術、物資跨境流動堵點，探索跨境科創合作的制度新框架。

「深圳這種『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的改革基因，使其成為中國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的壓力測試平台，持續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路。」在李羅力看來，深港協同模式的示範價值不止於粵港澳大灣區。

該模式摒棄「一刀切」的規則統一思路，尊重兩地制度差異，將制度差異轉化為互補優勢，而非合作障礙。依託前海、河套平台推廣的「香港＋」模式，以香港成熟國際化商事規則為基礎，聯動深圳科創製造能力，為亞太區域規則融合提供可複製的參照系。

他認為，對於APEC大量發展中成員而言，深港模式提供了一條漸進式制度對接路徑，無需一步完成制度全面趨同，通過局部領域試點、分領域規則銜接，穩步推進跨境要素自由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