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秩序日益動盪，突出的標誌就是大國紛紛訴諸武力，聯合國憲章受到踐踏。雖然從根本上講，國際社會本就是無政府狀態，不存在一個最高權威進行約束。但惡化到今天這個程度，則是由於主導這個秩序的西方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美西方內部。像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英國脫歐、極右民粹主義的崛起，尤其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誌。這些黑天鵝、灰犀牛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產生了嚴重衝擊，造成顛覆性的破壞作用。

第二個層次是對外。首先是阿拉伯之春，西方推翻利比亞政府導致地區權力格局崩潰，引發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難民潮並成為英國脫歐的原因之一，還間接導致恐怖主義的壯大。

其次是西方違背當初冷戰結束時對俄羅斯的口頭承諾，執意進行北約東擴，引發俄烏衝突。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1990年2月9日美國國務卿貝克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明確作出了「北約絕不向東擴張」的保證。英國國家檔案館1991年3月6日的會議紀要顯示，美、英、法、德外交官明確提及曾向蘇聯作過同樣的承諾。後來美國助理國務卿塞茨和西德外交官均確認了這一點。檔案還記錄了時任總統老布什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等的類似立場。儘管如此，西方卻矢口否認，一直東擴到俄羅斯邊境。

再次是特朗普兩個任期對全球發動貿易戰、大量退出聯合國相關國際組織、撕毀一系列協定──包括決定人類命運的《巴黎氣候協定》、人類健康的世界衞生組織，並一再對外發動戰爭，包括正在持續的美伊衝突，更是極其嚴重地破壞了國際秩序和國際法。

「金德爾伯格陷阱」成為現實

以上事件不僅反映了西方的失誤、愚蠢、自私自利，也凸顯了一個事實：金德爾伯格陷阱已成為現實。即西方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全球出現巨大權力真空，國際公共產品如和平、穩定的金融體系、自由貿易出現大規模短缺。

最後是歐美無法接納非西方國家和它們的發展。冷戰結束後，西方對轉向自己的俄羅斯不是全力援助而是趁火打劫，試圖進一步削弱俄羅斯，一勞永逸解決所謂的俄羅斯問題。前蘇東集團的成員國可以加入歐盟和北約，俄羅斯卻被排除在外。就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困難重重，甚至比中國都要晚12年。試想，一個沒有俄羅斯適當位置的歐洲怎麼可以有秩序與和平穩定？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之所以能夠維持歐洲百年和平，就是因為它既沒有羞辱戰敗國法國，也沒有排除新崛起的俄羅斯。冷戰後的俄羅斯既是戰敗方也是大國，更需要合理的安排，但西方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說俄羅斯是西方冷戰時的生死對手，西方對它有戒備和顧慮尚有可理解之處，但中國成為西方冷戰後的遏制對象，就完全沒有任何道理和國際倫理了。2010年，中國還是美國的反恐盟友，還在協助美國應對金融危機和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美國卻開始以中國為目標進行亞太轉移。自此之後對中國的遏制一路升級：打擊華為、禁售芯片和光刻機、貿易戰、組建AUKUS等多個組織進行圍堵，把中國定性為唯一有意願和有能力挑戰國際秩序（西方）的國家。

發展迅速的中國不是西方國家，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對西方確實是一個新課題。但西方這種遏制和排斥的做法，自然會導致國際秩序的動盪。正如美國外交家基辛格所多次強調的：如果沒有中美之間的合作，就不可能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

箇中原因還是在於西方以自己之心度中國之腹。

西方自陷「國強必霸」思維

早在一戰前，高級外交官、後全權代表英國參加《凡爾塞和約》談判的克勞針對德國問題出版了《克勞備忘錄》，明確指出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依據不是它的意圖，而是它的實力。二戰後，法國國際關係大師雷蒙·阿隆也提出一個類似的觀點：「能力造就意圖。」也是國強必霸的邏輯。這些觀點堪稱西方處理國際關係的底層邏輯。但是真正決定一個國家行為的還是其文明本身。西方文明從希臘羅馬先天就具有擴張性，也被它崛起後的歷史所證明，這個理論無疑適合西方。但中國歷史上就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用於防守而不是擴張的長城早就成了中國的象徵，特別是中國強大時也從未有過對外殖民和掠奪。

第三個層次則是西方內部歐美之間的矛盾急劇上升。

歐美大西洋盟友關係是當今國際秩序一個關鍵支柱，但走到今天雙方在戰略利益上已經南轅北轍。特朗普時期對大西洋關係的破壞不是個人行為，本質是國際關係質變的寫照。即使在拜登時期，奉行的也同樣是美國優先的政策。他支持烏克蘭，也是為了同時削弱俄、歐兩大潛在挑戰者，還能使歐洲更加依賴美國。

雙方矛盾遽增的原因，一是雙方沒有共同的敵人。歐洲認為俄羅斯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脅，希望美國能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歐洲。但美國認為亞太已是世界經濟中心，中國是唯一具有替代美國霸主地位的國家，是最大的威脅。它的最高戰略利益就在亞太。

二是雙方世界運行的方式已完全不同。歐盟是基於規則建立起來的，它也不是霸主。現在歐盟希望的是約束美國，捍衛自己在全球的利益；今天的美國則相反，它不希望受任何國際規則約束，而是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行動。

正是由於西方的原因，才令國際秩序日益失序。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