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前正全速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不禁令人聯想到上海浦東的開發。兩者都是在經濟發展遭遇瓶頸時，進行城市新布局。浦東經過30多年的開發，2025年地區生產總值近1.88萬億元，約佔上海全市三分之一，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新區開發的典範。

今日香港，面對的是另一種「增長焦慮」：傳統優勢產業天花板顯現，而北部約佔香港全域三分之一的300平方公里，長期處於「南熱北冷」的失衡格局中，農地、棕地與村落散落其間，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繁華形成鮮明對照。香港如何像當年浦東那樣，以一次城市新布局，為都市打開新的發展縱深，其間浦東哪些經驗可供香港借鑒？

浦東開發最根本的空間智慧，不在於「造了一座新城」，而在於改寫了城市的幾何結構。它把黃浦江從阻隔城市的「障礙」轉化為串聯兩岸的「內河」，讓上海從「浦西單岸」躍升為「跨江雙城」。這是一種城市軸心的戰略性平移。

北都的使命與此神似：讓香港從「維港都會區」的單極牽引，走向「維港＋北都」的雙引擎格局。不過北都的空間邏輯需要更為極致——它還需要繼續「向北」，需要面對一條承載了半個多世紀政治想像的邊界線。北都的真正考驗，不在於「閉門造城」，而在於能否把深圳河從「邊境」轉化為「走廊」，把多個陸路口岸從「過關閘口」向「綜合廣場／樞紐」轉型。

與維港並置的「第二極」

浦東早期曾被定位為「疏解浦西擁擠」的空間——工業東遷、人口東移。但真正讓它崛起的，是另一條邏輯：生成浦西沒有的新功能。陸家嘴的金融交易、張江的生物醫藥、金橋的先進製造，都是「增量」而非「存量轉移」。浦東教會我們的是「功能原創力」：新區不是舊區的影子，而是城市的另一副面孔。

浦東當年「跨江」的勇氣，首先得益於銳意改革，務實探索。城市新布局的成功，從來不取決於「新區的面積」，而取決於「舊軸與新軸的關係」。只有當北都成為與維港並置的「第二極」，承擔中環無法承擔的新型功能，這次布局才算真正完成。所以，北都的獨特價值，在於生成一種中環和深圳都難以單獨孕育的「接口型功能」——跨境數據的治理實驗區、國際科研機構的雙總部模式等，北都甚至可以探索更優化高效的專屬管理體制，充當制度創新的「沙盒」。

浦東開發依託的是內地特有的垂直高效的行政統籌與土地批租模式。香港無法、也不必複製這套機制——不僅因為制度土壤不同，更因為香港擁有浦東求之不得的獨特稟賦，關鍵在於如何激活。須知真正的借鑒，從來不是模仿——而是在他人的鏡子裏，照見自己獨一無二的面孔。

首先是「一國兩制」帶來的各種獨特優勢需要激活。香港的法制體系，對合約精神嚴格遵循，在國際投資者眼中具有天然的信任溢價。北都建設應主動用它降低交易成本——讓國際資本和技術相信，在這片土地上簽訂的協議、合約，擁有可預期的法律保障。浦東當年吸引外資靠政策優惠，北都可憑的是法治的確定性，後者在今天更具持久吸引力。

其次是國際連通性與「超級聯繫人」的樞紐價值。自由港、獨立的貨幣體系、低稅率、信息自由流動——這些都是北都的核心競爭力。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獨特性，正在於它可同時兼容內地科研資源與國際技術交易規則。

第三是專業服務體系的深厚積澱。國際仲裁、跨境法律諮詢、離岸人民幣結算、高端保險與再保險——中環沉澱了幾十年的「軟基建」，恰恰是新區開發中最易被低估的支撐系統。北都不必從頭搭建融資與風控能力，完全可以將金融中心的專業網絡「平移」到建設過程中，讓開發本身成為金融創新的試驗場景。

實現跨界跨區域融合

最後是社會參與和制度透明帶來的長期穩定性。香港的公眾諮詢、環評程序、立法會審議，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拉長了決策周期，但也為北都的發展紅線提供了社會共識的錨定——當一片土地經過充分討論被開發建設，它的功能定位、生態底限、社區權益便具有了更強的抗反覆性。這種確定性，同樣是企業和市民樂見，也是北都開發的優勢條件。

浦東30多年走完西方城市百年的路，是「壓縮式現代化」的標本。而北都的真正命題，不是「如何在效率上追趕浦東」，而是如何用好浦東無法複製的制度稟賦與獨特優勢，走出一條屬於香港的、不可替代的開發建設路徑。

浦東和北都，都是一個城市「重新想像並創新打造自己」的載體。浦東用30多年證明了一座新城可以「長多快」，北都的未來則取決於它能否回答另一個問題——一個高度成熟、土地緊束的國際大都市，如何通過結構轉型，跨界跨區域融合，實現「舊核心」向「港深雙城三圈」乃至輻射整個大灣區新格局的可持續蝶變與高質量發展。

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