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究竟應當如何理解「治」與「興」之間的關係？龔之平日前發表《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是連貫統一的過程》，針對一種看似頗有市場的觀點作出辨析：既然香港已經完成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選舉制度和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否可以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今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即可？

這個問題表面談的是工作次序，實質涉及對香港治理規律的認識。龔之平文章深刻指出，「由亂到治」與「由治及興」並不是兩個彼此分割、先後交替的政策階段，而是一個連貫統一的治理進程；安全與發展也不是此消彼長的資源競爭，而是互為條件、互相支撐的制度關係。從現代治理理論看，這一點並不難理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研究制度變遷時指出，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為社會交往提供穩定結構、降低不確定性。市場經濟尤其如此。企業作出一項十年投資，銀行批出一筆長期貸款，家庭決定置業、生育或者安排子女教育，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前提：人們相信明天大致可以預期。因此，安全並非經濟發展之外額外增加的一項「成本」，恰恰相反，穩定的政治秩序、清晰的法律規則、可靠的公共治理，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制度資產。

香港是一個高度外向型經濟體，資金、人才、貨物、資訊以極高頻率跨境流動，這種城市比一般經濟體更加依賴制度可預期性。一旦基本秩序受到持續衝擊，最先上升的往往不是賬面上的某一項支出，而是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成本」：投資者延後決策，企業減少長期配置，人才重新考慮去留，政府治理資源大量耗費於處理衝突。

2019年的香港正是最直接的現實教材。當政治激進化與暴力衝擊蔓延，交通、商業、旅遊、零售乃至市民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這充分說明，一座國際商業城市不可能把政治安全、社會秩序與經濟運行分割處理。中央其後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特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所重建的不只是表面的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重新確立一套穩定、可持續的制度預期。

2026年上半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5.1%，是近五年最強勁的半年度表現；政府亦把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3.5%至4.5%。第二季貨物出口實質增長28.9%，私人消費開支則連續第五季錄得增長。國際評價亦出現明顯變化。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把香港排名提升至全球第二，其中政府效率全球第二、營商效率全球第三；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香港保持全球第三、亞太區第一，與紐約、倫敦的評分差距進一步收窄。

資本的選擇更加直接。今年上半年，投資推廣署協助413家境外及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或擴展業務，預計帶來逾530億港元直接投資和逾8600個職位；2025年香港境外及內地母公司企業數目增至11070家，初創企業亦達5221家，兩者均創新高。

當然，不能把所有經濟改善簡單歸因於某一項制度安排，國際利率、環球貿易、人工智能需求、內地經濟以及市場周期都在發揮作用。但同樣不能忽略一個基本事實：沒有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上述機遇即使出現，也未必能夠轉化成香港的現實收益。這就是安全作為「制度資產」的意義。

龔之平文章提出「以發展為安全的保障」，同樣不可忽視。安全不能只靠法律和執法維繫。一個社會如果經濟長期停滯、青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住屋問題久拖不決、產業競爭力下降，即使表面秩序穩定，深層社會矛盾仍可能不斷累積。因此，「由治及興」最終必須體現在普通市民可以感知的生活改善。

近年香港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本屆政府上任前最高6.1年降至最新4.8年；取消強積金「對沖」已於2025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改行一年一檢，今年5月調升至每小時43.1元；《僱傭條例》「連續性合約」新規定今年亦正式生效。這些看似與宏觀安全沒有直接關係的政策，實際上都是提升社會韌性、增強市民生活確定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見，安全創造發展的條件，發展又不斷擴大安全的社會基礎。兩者不是一道單選題，而是一個正向循環。

今天重新討論安全與發展，重點已不應停留於「重安全還是重經濟」，而應進一步思考：香港如何以更低的制度成本、更精準的風險治理、更高的行政效率，同時拓展安全與發展的空間。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正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未來北都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發展、金融市場深化、內地企業「走出去」、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都會帶來更大的資金、人才、數據和產業流動，也必然伴隨更加複雜的風險。發展層次愈高，安全能力也必須同步提高。

所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並不意味着香港可以把「安全」這一頁翻過去；更準確地說，是香港已經有條件把安全從危機處置提升到常態治理，把穩定優勢進一步轉化成發展優勢。

安全是底板，而不是天花板。把底板築得更牢，目的不是停留在「不出事」，而是讓企業敢投資、人才願意來、市民對未來有信心，讓香港能夠放心地發展更快、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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