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公報》連續刊登三篇龔之平評論文章：《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是連貫統一的過程》《香港維護安全的工作絲毫不能鬆懈》《統籌發展和安全 開創更美好明天》。

文章對如何理解「一國兩制」下安全與發展的辯證統一關係、如何實現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香港「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進程，絕非簡單的階段更替，而是一場深刻的制度重構。

當前社會穩定與經濟復甦的表象之下，潛伏着一種認識偏差：將安全治理視為「已完成的歷史任務」，而將發展視為「下一階段的唯一使命」。此種割裂忽視了「一國兩制」實踐的內在法理結構和現實需要，本文試從四方面論述予以糾偏。

第一，安全與發展的辯證統一，根植於「一國兩制」的憲制規範本身。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並非單純的高度自治授權安排，而是以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為最高原則的複合憲制結構。維護國家安全，既是中央的憲制權力，亦是特區的憲制義務；推動高質量發展，則是特區落實「高度自治」並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的實踐路徑。安全與發展並非簡單先後排序的政策優先序，而是同一憲制規範體系下的雙重面向，而且安全具有關鍵的基礎性作用。

安全「不設防」發展空間萎縮

正如龔之平文章所言「有安全才能有發展，沒有安全一切都無從談起」，歷史經驗表明，當安全規範處於「不設防」狀態時，發展空間即告萎縮；當安全制度建立健全並有效實施後，發展動能才得以釋放。因此，任何將二者對立起來的論述，實質上是對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規範的誤讀。

第二，安全治理的持續性，源於制度韌性的內在要求。現代社會的安全風險具有擴散性、隱匿性與跨域性特徵，並非一次性立法即可永久消除。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所構築的維護國安法律屏障，固然完成了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制度飛躍，但其效力的持續發揮，有賴於執行機制的日常有效運作、社會認知的深度內化，以及對「軟對抗」與外部干預的動態回應。

制度韌性並非靜態的規則堆積，而是規則、執行與規範共識三者互動的動態平衡。一旦將安全工作視為「階段性任務」而予以鬆弛，制度便可能出現「規範空心化」現象，進而削弱整個憲制秩序的可預期性。故此，安全治理是伴隨「一國兩制」實踐全過程的常態化憲制責任，而非可間歇啟動的應急機制，正如龔之平所言「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是連貫統一的過程，統籌發展和安全始終貫穿其中」。

第三，高水平安全正在重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比較優勢。在全球競爭及地緣政治激化的背景下，資本與人才流動的關鍵變數，已從傳統的稅收優惠與自由流動，轉向制度的穩定性、法治的可預期性以及風險的可控性。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並非對外來投資者的約束，而是為市場主體提供了一種「制度性公共產品」——即穩定的憲制環境與可靠的權利保障。正是這種公共產品的供給，使得香港在經濟自由度、金融中心地位與人才競爭力等指標上持續領先。

構建「雙重硬道理」治理範式

正如龔之平所言「安全港就是發展港，安全已成為香港發展的優勢」，安全因此不再是發展的外部條件，而是發展內生動力的組成部分。那些將安全簡單視為「成本」或「限制」的觀點，實則低估了制度優勢在當代全球經濟中的核心價值。

第四，實現安全與發展的良性互動，需要構建「雙重硬道理」的治理範式。一方面，必須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與執行機制，強化風險預警、基層治理與國民教育的協同效應，確保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都能在法治軌道上得到及時回應。另一方面，須以行政主導為核心，將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有機結合，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系統謀劃產業升級、人才集聚與民生改善。

兩者的統一並非政策層面的簡單平衡，而是規範層面的相互證成：安全為發展提供合法性與穩定性基礎，發展則為安全提供社會支持與物質保障。在此範式下，香港才能既守住憲制底線，又開闢高質量發展空間，從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

安全與發展的辯證統一，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亦是憲制邏輯的必然要求。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以制度韌性為根基，以法治精神為導向，香港必能在由治及興的道路上，展現出更為成熟的制度文明與治理智慧。

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