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布，標誌着香港特區首次以「五年規劃」的形式，系統性地為自身中長期發展定調。回歸以來，香港一直習慣在市場自發調節的框架下前行，如今主動引入五年規劃機制，本身就體現治理邏輯的轉變，由被動應對外部衝擊，轉向主動謀劃、系統布局。規劃以強化「四大中心」建設為重要主線，清晰勾勒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新定位，也回應了一個持續受到關注的問題，在地緣政治摩擦加劇的背景下，香港傳統轉口貿易的優勢還能走多遠。

規劃在論述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時提出「擴網絡、強優勢、創增量，朝數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級」。這背後反映的，是對香港貿易角色的一次再定義。過去，香港貿易中心的核心價值在於「轉口」，依靠自由港、低關稅、普通法制度和高效物流，充當內地與世界之間的貨物中轉樞紐。然而，隨着內地產業鏈日益完整，周邊港口競爭力提升，單純依賴貨物所帶來的紅利正在被稀釋，這與航運篇章提出的「從『噸位大港』向『價值港』轉型升級」思路一脈相承。

香港的應對之道，是把自身從「貨物中轉站」升級為「高增值服務樞紐」。規劃提出，鼓勵製造、科技與物流企業利用香港開展國際訂單、匯兌、貿易金融、供應鏈管理等高增值活動。換言之，貨物未必要經香港實際裝卸，但圍繞貨物流動所產生的資金流、信息流、風險管理與法律服務，可以更多在香港進行，這是一種更依賴制度與專業服務、更契合香港稟賦的貿易模式。

主動擴大「經貿朋友圈」

如果說鞏固貿易中心地位是頂層設計，那麼跨境電商就是規劃中最貼近市場，也最具拓展空間的具體抓手。規劃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跨境電商和推動品牌出海，並透過資助、能力提升、培訓及推廣支援，鼓勵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推進數字化轉型及應用新興技術。

這一部署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內地電商平台及一批新興品牌企業對「出海」的需求持續增加，但相關企業往往面臨物流成本高、支付結算複雜、海外合規風險較大以及品牌認知度不足等共同痛點。香港恰恰在這些環節具備比較優勢，作為國際貿易及物流樞紐，擁有高效的航運及多式聯運體系；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跨境支付與貿易融資方面具有天然便利；普通法制度以及國際仲裁、調解等專業服務，亦可為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提供風險管理和爭議解決支持。

此外，透過「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整合駐內地及海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及貿發局的功能，為內地企業提供涵蓋海外市場分析、風險管理、法律服務、品牌國際化推廣、供應鏈協同及跨境融資的一站式綜合服務的相關安排，本質上是把香港分散於金融、法律、會展、檢測認證等領域的專業服務業優勢串聯起來，形成較為完整的「品牌出海」服務鏈。

相比跨境電商，更具深意的是規劃專門論述的「數字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規劃提出要加快貿易文件電子化，擴大數字技術、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的進出口，完善數據服務產業鏈，探索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安排，並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治理。這意味着香港的貿易轉型，已不再局限於交易方式變化，而是進一步延伸至數據、規則及基礎設施層面。

值得留意的是「貿易單一窗口」第三階段服務的落實，以及與內地及其他經濟體「單一窗口」互聯互通的推進。「單一窗口」把原本分散在海關、檢驗檢疫等多部門的單證申報整合為一個入口，若能實現跨境互認，將有助降低中小企業的合規成本和時間成本。

規劃還提出推動「貿易單一窗口」接駁金管局「商業數據通」，便利銀行獲取商業數據作貿易融資參考。這意味着「貿易數據」與「金融服務」之間的連接將進一步加強，為中小企業解決長期因抵押品不足或財務透明度有限而較難獲得貿易融資的困境。若銀行能基於真實貿易單證及相關數據評估風險，便有望更精準地定價和配置融資，從而降低部分融資成本，緩解「融資難」問題。這也與規劃中「金融＋貿易」的部署相呼應，進一步強化貿易融資、供應鏈金融、結算清算及風險管理服務。

專業服務串聯成生態系統

然而，理想的制度設計要真正轉化為競爭優勢，仍面臨不少挑戰。一是區域競爭日趨激烈，新加坡、上海乃至前海、南沙都在積極布局跨境電商與數字貿易基礎設施，香港的既有優勢仍需要依靠政策執行效率和服務能力持續鞏固。二是數據跨境流動的便利化仍需在數據安全與流動效率之間找到平衡，相關安排的落地節奏可能較為審慎。三是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力參差不齊，政府的資助與培訓能否真正觸達最需要支持的企業，也將直接影響政策成效。

儘管如此，香港在貿易新業態發展中的比較優勢依然清晰：普通法制度帶來的可預期性、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基礎設施、高度國際化的專業服務業，以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構成一組具有辨識度的制度與服務條件。若「貿易單一窗口」互聯互通、商業數據通接駁貿易融資、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等具體措施能按規劃節奏落地，香港的發展方向更有可能呈現出與新加坡、上海等地錯位互補的特徵，不是比拚口岸吞吐量，而是比拚誰能為全球供應鏈提供更高效、更可信的「軟基建」。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在貿易領域的部署，體現出較為清晰的轉型邏輯，從依靠自由港政策獲取「轉口紅利」，逐步轉向依靠制度型開放、數字化基礎設施和專業服務生態，釋放「規則紅利」與「服務紅利」。跨境電商、品牌出海、數字貿易看似是具體的產業政策工具，實際上折射出香港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全球貿易格局深刻重塑之際，香港正嘗試以更主動的姿態，把自身嵌入內地企業「走出去」與國際資本「引進來」的雙向循環之中。這一路徑最終能走多遠，仍取決於政策執行的細緻程度，跨境制度銜接的實際進展，以及市場實際反饋，但就規劃文本所呈現的政策部署來看，香港已經為未來五年的貿易轉型勾勒出一幅相對清晰的路線圖。

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