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是香港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與新一份施政報告同日公布：前者確立香港未來五年發展的前瞻性目標和策略性方向，後者提出本年度的政策執行細節、具體工程和資源安排。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作的比喻，五年規劃是「將一條龍的眼睛點出來」，每年施政報告則是「將龍畫出來」。一謀長遠、一抓當下，兩者相互銜接，共同塑造香港系統性治理的新範式。這種「長期藍圖加年度施工圖」的組合，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這份五年規劃也給特區政府出了一份關於治理水平的新考卷。

編制五年規劃並不是形式主義，而是應對現實問題的必要之舉，這尤其是因為香港面對的許多問題具有較長的時間跨度。香港自回歸以來形成的年度施政模式具有高度靈活性，能夠根據當前經濟和社會環境調整政策，但其短板同樣顯而易見，住房短缺、土地使用緊張、人口老齡化、產業轉型和科創發展瓶頸等長期且具周期性的難題，難以在一年一輪的施政報告中得到系統、持續的推進。還有面對一些需要跨部門解決的大問題、大工程，如何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形成多部門、多領域的「組合拳」，不少時候亦超出年度施政報告所能涵蓋的維度。

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動態平衡

筆者認為，無論對特區政府還是香港社會而言，五年規劃都是一份在思維轉變、社會共識和政策行動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件。首先，規劃並不意味着「計劃經濟」，即便是市場經濟，也不代表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市場的自由運作與政府的有效介入，本來就並不相互排斥，兩者可以實現「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動態平衡，重新釐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角色。

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科技革命加速、區域競爭風起雲湧的當下，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資本積累邏輯，必然會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使產業轉型、土地、住房等深層次社會問題難以從根本上破解。對投資者和科創者而言，五年規劃能讓他們看清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徑。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能讓投資者和市場「清楚掌握未來香港的商機，更加有信心」。正因如此，香港不會放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也不會取代企業作出抉擇。政府的關鍵角色，是要為市場提供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讓資源得以更加有效地配置。

其次，五年規劃的底色並不是被動應對，而是恪守「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定位，讓香港發揮自身主動性，把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視為發揮香港獨特優勢的平台和機遇，也視為自身應承擔的責任，在支持國家宏觀戰略的同時，為香港帶來實實在在的增長動能。

統籌大局加強對外協作

更重要的是，香港要以一個整體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打破固有的政府部門壁壘，將五年規劃落實為涵蓋政府年度考核、跨部門資源調動和具體責任追蹤的系統性治理鏈條。例如，北都既涉及科創平台搭建和人才吸引，也涉及基礎設施配套、民生住房及土地環境協調。這就要求政府在統籌大局的同時，促使不同部門協調一致，並加強對外協作。這是對政府治理技術和能力的一大考驗。

最後，筆者認為，無論政府還是市民，都必須清楚地意識到，五年規劃的藍圖繪製完成只是一個開始。展望未來，政府施政要從「今年做什麼」提升至「五年後要成為什麼」，從「思考未來五年如何做」邁向「在五年內辦成更多實事好事」。政府規劃自上而下，但如何衡量和評價規劃的實施成效，則需要自下而上，由市民充當「閱卷人」：公屋輪候時間是否縮短？青年是否擁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渠道？醫療服務是否更加便利？市場投資者是否更有信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規劃期雖為五年，但對其實施情況的評估應具備時效性，並根據項目進展有的放矢地調整政策和開展問責，讓社會各界成為規劃實施的重要參與者、見證者和考核者。

作為一份在廣泛聽取市民意見、諮詢各界後編制而成的規劃，五年規劃是全港社會共同探索香港前景的成果，是香港優質民主的體現，更是「一國兩制」在治理實踐上新的里程碑。如果說「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是規劃制定的底色，那麼民生冷暖就是檢驗這份規劃實踐成色的試金石。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