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物聯網、人工智能及大數據技術的深度應用，全球海事行業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數字化與智慧化變革。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航運領域的科技賦能，出台多項政策，從船舶建造、港口運營到智慧航道，全方位推動航運業向全流程智能化跨越。

深刻的數字化轉型也徹底重塑了海事風險的格局。隨着船舶高度互聯、港口自動化調度系統普及以及跨境口岸數據共享，航運企業與港口經營人暴露在外、可能遭受網絡攻擊的風險節點呈現增長趨勢。

國際社會早已對此形成廣泛共識。早在2017年，國際海事組織發布了《海上網絡風險管理指南》（MSC-FAL.1/Circ.3），標誌着網絡風險被正式納入全球海事安全管理體系。海事網絡安全公司CYTUR發布的《2026年海運網絡威脅白皮書》顯示，2025年全球海運網絡安全事件同比激增了103%。在新興AI技術加速滲透交通運輸的大背景下，海事網絡安全威脅正日趨嚴峻並持續向深層次演化。

全面提升網絡防護能力

航運網絡風險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故障或財務損失範疇，演變為直接威脅國家經濟命脈與地緣政治安全的隱患。歷史上屢次發生的重大攻擊事件，已凸顯出海事網絡癱瘓可能引發的毀滅性後果。例如，2017年「NotPetya」擦除式惡意軟件（wiper malware）攻擊集裝箱巨頭馬士基（A.P. Moller-Maersk），迫使馬士基在全球範圍內重構其整個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業務出現大規模中斷，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5億至3億美元，而給全球供應鏈延誤帶來的間接損失難以估計。而在港口作業端，2023年7月日本最大集裝箱港口名古屋港遭遇勒索軟件攻擊，導致集裝箱出入閘門及卡車調度系統全面中斷達兩天半。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BIMCO）呼籲全球船東將海事網絡風險提升至地緣政治風險的高度加以審視。

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我國商船運力的穩定供應以及核心港口的順暢運轉，是保障國家安全與供應鏈韌性的根本基石。

首先，香港是全球第五大船舶註冊地，大量中資運力懸掛中國香港船旗。其次，香港擁有全球領先的船舶管理服務，眾多內地大型央國企航運企業選擇在港設立管理平台或採用香港船舶管理公司的服務。再者，在港口領域，中資企業以合資方式深度參與香港集裝箱碼頭的建設與運營。此外，中資金融租賃機構佔據全球船舶融資市場12%以上的份額，大量業務依託香港平台開展。最後，內地航運企業日益青睞「香港海運戰險保險池」，以降低對西方市場的依賴。

若香港在船舶註冊、航運管理、碼頭運營及海運金融領域的網絡安全防護力度不足，不僅會增加掛旗船舶與管理端遭遇網絡攻擊、勒索及港口扣留的風險，損害其國際註冊聲譽，還將直接威脅粵港澳大灣區供應鏈與戰略物資運輸安全，並可能引發國有金融資產損毀與系統性風險，亟需全面提升防護能力並豐富海運戰險的覆蓋範圍。

在此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建設航運網絡安全，不僅是提升香港本地金融、港口與海事服務業抗風險能力的切實舉措，更是維護國家海運物流鏈安全、應對複雜外部地緣政治挑戰的必然戰略選擇。

與航運網絡安全威脅日益上升的態勢相比，香港本地的網絡安全防禦體系建設相對滯後，安全事件頻發。公開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網絡安全事故按年激增108%，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通報的資料外洩及黑客入侵事件均呈現大幅上升趨勢。

積極借鑒內地網安標準

相比之下，內地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航運網絡安全法律法規與標準體系和國際標準制定經驗。從《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基礎性法律，到《交通運輸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公路水路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具體措施，均奠定了堅實的制度根基。在船舶標準領域，中國船級社早在2017年就推出了《船舶網絡系統要求及安全評估指南》。在國際層面，我國於2024年聯合多國主導制定的智能航運國際標準《船載網絡安全風險評估》正式發布，標誌着我國在國際航運網絡安全標準制定領域具備了重要話語權。

深化兩地合作具有顯著的互補性與戰略意義。通過將內地成熟的網安標準體系、技術防護能力以及風險評估機制引入香港，不僅能夠有效填補香港海事網安的制度與技術空白，提升在港中資企業及核心基礎設施的防禦能力，更能充分依託香港作為世界頂級船舶註冊處與國際海事中心的獨特地位，推動中國海事網絡安全標準的國際化應用，全面增強我國在全球海事治理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