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即將舉行中期選舉，緊接着2027年歐洲五大國法、德、意、西、波也將舉行選舉，算是西方一個不小的選舉年。過去這往往是西方制度自我展示的時刻。然而今天的西方制度模式已經深陷困境：經濟停滯、債台高築、政治極化、極右民粹主義強勢崛起、社會嚴重對立和分裂，可謂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交織而至。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V-DEM研究所統計，2025年全球非西方政體超過西方政體，是20年來首次。全球只有28%的人口生活在西方體制。同時，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國家正經歷西方的民主倒退，特別是美國自由民主指數一年內暴跌24%，全球排名從第20位跌至第51位。

西方政治制度問題的根源學界都有深刻地解讀。比如由於全球化、自動化和金融化，致使西方中產階級萎縮已低於50%，社會保持穩定和理性的社會結構消失，這也是極端政治勢力崛起和西方社會內部再難以妥協的原因。

然而任何制度都是人設計的，也是由人運作的，真正起作用的還是人性。人性善惡皆存，制度設計一定要考慮到人性本身。西方恰恰在這一點上犯了結構性錯誤：其政治制度要麼違反人性，要麼應該抑制的人性缺點卻通過制度獲得放大。

我們先看政治人物。

從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和保障國家長治久安來講，一個政黨和政治人物不管什麼立場，當選後都應該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要代表全民而不只是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要考慮國家的長遠未來，須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胸懷。但在西方政治制度設計下，它沒有從人性角度考慮國家、政黨和個人利益的關係，由此導致相反的結果。

西方是由定期的選舉更替政黨和政治人物，一個政黨和一個政治人物任期四年或八年。從人性角度講，第一，他們想的只能是自己任期內的事情。而且就算他對未來進行規劃，只要他或他的政黨不執政，同樣也會被廢除。所以他也不可能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時就廢除了民主黨時期的多數政策，等到拜登上台自然又還自其身。

第二，政治人物的利益排序只能是個人大於政黨，政黨大於國家。執政黨、在野黨無不如此。

美國政府頻繁關門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提高債務上限本是一個正常的技術性操作，誰也不能讓美國政府違約。但卻一再演變成政黨利益博弈，不惜導致政府關門，最長的一次竟高達43天。後果是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國家形象受到嚴重損害、美國主權信用降級。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是，這和立場信仰無關，是純粹的利益層面的黨爭：只要是在野黨就一定反對，只要是成為執政黨就一定支持。

在野黨的設計本意是監督執政黨，少犯錯誤，能夠更好地治理國家。可是從人性角度講，如果這樣在野黨就永遠難以成為執政黨。只有為反對而反對，想盡一切辦法破壞執政黨的治理讓其不得人心下台才是唯一理性的選擇。於是政府關門才是合理的邏輯。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為代表的體制變成「否決體制」，在野黨如果執政，就把問題的責任推卸給前任，下一次政黨輪替又重演一遍。

議會制國家時常組建聯合政府，但如果一個黨或者政治人物出於利益需要就會退出政府使其垮台。2013年9月，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為阻撓自己因稅務欺詐罪失去議員資格，幕後策劃了本黨5名部長辭職，意圖迫使剛成立五個月的政府倒台。後來沒有成功也是因為他的指定接班人、時任副總理和內政部長阿爾法諾，不願失去自己的職位。如果說貝盧斯科尼是個人利益大於國家利益，阿爾法諾則是個人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第三，正如政黨一詞的詞根意涵是「部分」一樣，在西方制度下政黨只代表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會是全體。比如美國民主黨傳統上被視為工薪階層的左派政黨，共和黨則被視為大資本家的右派政黨。每個黨都要鞏固和回報自己的支持者。這就是為什麼左派上來就要給工薪階層增加福利，右派上來就要給財團減稅。但為了獲得選票，左派加福利卻不敢增稅，右派減稅卻不敢減福利。最終國家債台高築。今年8月，經濟總量只有30萬億的美國，其政府債務超過40萬億美元。歐洲、日本也是如此。

下面再看民眾。

在西方制度設計下，民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的巨大權力。但一方面這種權力沒有任何制約，另一方面民眾既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也不會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既不會從宏觀和長遠來看待問題，更不會為了整體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當然也更不會關注國際關係。他們選擇政治人物的唯一標準就是看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

然而自私利己、好逸惡勞、貪得無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等都是人性的組成部分，應該受到合理的抑制，但由於政治人物選舉時、執政時競相迎合，反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自由的釋放空間，人性缺陷在西方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比如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美國卻能以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無人敢於改變。就是人性之惡加制度的結果。

總之，西方的制度模式既違反人性又對人性負面加以迎合，這使得制度本身建立在反人性的基礎之上。正如政治學者福山所說：「我認為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理論，因為在某些方面違反人性的政治體制是無法維繫的。」所以西方政治制度從冷戰後的高光時刻迅速跌落實乃必然。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