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2026年是長征勝利90周年，回望這段歷史，香港雖遠離紅軍長征路線，卻同長征有着多方面的聯繫。一些長征參加者曾在香港工人運動中接受鍛鍊；長征前後的秘密聯絡、接應和團結抗日活動，也曾在這裏展開。認識這些聯繫，需要把香港放回中國近代變革的歷史進程。長征時期，中國革命既面臨軍事上的生存考驗，也需要保持組織聯繫，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身處殖民統治之下的香港，以自身的社會條件參與了這一進程。工人走入革命隊伍，地下工作者維繫城市與根據地的往來，旅港愛國人士和報刊工作者推動團結抗日。香港與長征的聯繫，正是在這些具體行動中形成的。

從香港工人運動走向長征

在香港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勞動者對自身處境的認識，同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要求逐步聯繫起來。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特別是省港大罷工，將香港與廣州兩地的群眾鬥爭聯繫起來，一批工人在罷工和工會工作中接受鍛鍊，進而投身革命。後來參加長征的陳慧清、黃甦、鄧發，都有這樣的經歷。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接受鍛鍊，在中共組織的培養和革命實踐中逐步成長為革命幹部，繼而走入長征隊伍。香港工人運動為中國革命培養的骨幹，在新的環境中繼續承擔各自的工作，也把這座城市同長征的歷史聯繫起來。

隱蔽戰線上的聯絡與接應

中央紅軍出發長征之前，香港已經是中央蘇區對外聯繫的重要節點。1930年代初逐步建立的中央秘密交通線，將上海、香港、汕頭、大埔和閩西等地連接起來，進而通向中央蘇區，承擔人員轉送、文件傳遞和物資運輸任務。食鹽、紙張、藥品和無線電通信器材等，也經由這條線路進入根據地。從上海前往江西，先經香港再輾轉內地，地圖上的距離並不近。這樣的路線選擇，服從於當時鬥爭的實際需要。哪裏能夠避開封鎖，哪裏有交通條件和可靠接應，決定了人員與物資能否抵達。香港的航運和商業往來，為秘密交通提供了中轉條件。粵東、閩西的交通站和護送人員，則承擔了後續銜接。各地分工配合，才使這條線路得以運行。

長征開始後，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持續轉移，中共的聯絡任務隨之調整。1935年，潘漢年離開長征隊伍，承擔恢復地下組織等任務，輾轉香港、上海等地。因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工作一時難以開展，他又返回香港，隨後赴蘇聯。在紅軍進行軍事轉移的同時，中共中央還須設法恢復同城市地下組織及共產國際的聯繫。香港所提供的停留、轉移和接洽空間，在此時具有實際作用。1936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幹部前往上海、廣州、香港等地開展組織恢復工作。同年9月，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同年12月，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設立工作委員會。此前受到破壞的組織聯繫逐步恢復，也為隨後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條件。

紅軍主力在內陸突破圍堵，城市地下組織在嚴酷環境中堅持工作。重建受到破壞的組織、恢復中斷的聯繫，是中共在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香港的聯絡與接應，體現了長征前後中國革命在隱蔽戰線上的持續努力。

團結抗日中的政治交往

長征前後，中國革命面臨的另一重大課題，是在民族危機加深的背景下，爭取更加廣泛的抗日力量。香港聚集的一些愛國人士，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歷，也保有同內地各方面的聯繫。他們圍繞國家出路展開的活動，使香港成為政治接觸和救亡討論的重要場所。

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曾在1932年淞滬抗戰中奮起抵抗日軍。1933年，他們同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事變失敗後，相關人士轉赴香港，繼續尋求救國道路。此前同紅軍的接觸，為後續交往留下了基礎。

據李以劻的回憶，1935年春，蔣光鼐與蔡廷鍇商議，從十九路軍公積金中拿出十萬銀圓，在香港交給中共代表潘漢年，以援助已經開始長征的紅軍。1935年7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主張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旅居香港期間，這些人士繼續利用原有的社會關係，聯絡不同方面的力量，尋求聯合救國的辦法。

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抗日救亡成為凝聚各方愛國力量的重要基礎。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分析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此前在香港發生的接觸與援助，表明政治主張和歷史經歷不同的人士，能夠在共同抗日的目標下尋求合作。香港匯聚各方人士，社會聯繫廣泛，為中共聯絡愛國力量、推動團結抗日提供了條件。

救亡報刊中的思想交流

隨着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進步報刊在香港的出版，為團結抗日主張的傳播提供了渠道。1936年6月7日，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以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眾文化為辦報宗旨。當時中央紅軍已經到達陝北，紅軍其他主力仍在長征途中，抗日救亡運動不斷發展。在報紙創刊前，劉少奇以「莫文華」為筆名致信鄒韜奮，闡述關於民族解放和人民陣線的意見。同年7月底，《生活日報》刊登鄒韜奮、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聯名的《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不同方面的救國主張，在香港出版的報紙上相互回應。

圍繞如何擴大抗日力量、推動共同行動，劉少奇與鄒韜奮等人的論述各有側重。通過在香港出版的報刊，這些主張進入公共討論，也使不同地區的讀者能夠了解團結抗日的意見。紅軍長征後期，香港既為各方人士開展接觸提供了場所，也為救亡主張的交流提供了傳播渠道。

在國家歷史中理解香港

香港與長征的聯繫，展現了中國革命廣泛的地域基礎和社會基礎。農村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堅持鬥爭的重要依託，城市工人運動、地下組織和進步文化活動，也為革命事業提供了支持。殖民統治造成的分隔，沒有割斷香港同內地的人員往來和社會聯繫。革命者和愛國人士依託這些聯繫開展工作，使香港參與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

這些參與者中，有在香港出生、成長的勞動者，也有因革命工作或救亡活動而來到香港的人士。他們與這座城市的關係各不相同，卻都以具體行動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前途聯繫起來。工人運動中的鍛鍊、秘密交通中的接應、愛國將領的援助、報人的救亡宣傳，構成了香港愛國傳統的重要內容。香港的作用，也體現在為不同地區、不同經歷的人士提供了相互聯繫、共同奮鬥的條件。

今天，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在「一國兩制」下保持自身特色和對外聯繫。重溫這段歷史，更能理解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對於香港命運的深遠意義。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銘記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偉大歷史功績，也應珍視香港革命者和愛國人士留下的精神財富。那些從香港走入長征隊伍的人，那些為聯絡接應、團結抗日而奔走的人，以各自的努力參與了中國革命。他們留下的歷史足跡，見證着香港同祖國命運相連的深厚聯繫。

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