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期選舉塵埃落定，民主黨奪回國會兩院。隨着特朗普變成「跛腳鴨」總統，美國也進入「後特朗普時代」。

對中國而言，一個任期只剩兩年、國會受制、支持率徘徊在三成上下的總統，能讓中美關係走向何方？民主黨控制國會兩院，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寫兩國關係的節奏？這才是重點。

最直觀的是特朗普態度的變化。特朗普選後表示「絕對願意接受選舉結果，準備與民主黨合作」，同時又放話「我有終極權力，它叫否決權」，甚至歡迎外界稱他為「否決先生」。這種「一手橄欖枝、一手否決權」的姿態，恰恰說明特朗普清楚自己面對的政治困局。常規立法需要參議院60票，推翻否決需要兩院各三分之二，白宮既推不動新議程，也守得住舊政策。

立法空間的收窄，必然促使他把更多精力投向行政手段與外交領域，而外交，尤其是對華關係，正是總統自主裁量權最大的地方。

這構成了「後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的第一個特徵：內政「跛腳」，外交找空間。歷史上，美國總統在第二任期後半段受國會掣肘時，往往更傾向於在外交上留下「遺產」。因此，「跛腳」的特朗普迫切需要一個可以宣示的外交成果，而中美關係的穩定，是少數既能體現總統掌控力、又不至於在國會遭遇強烈阻擊的領域。事實上，白宮數月來一直在為民主黨掌控國會做準備，梳理可在無需國會批准情況下採取的行政措施。這其中，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反而可能成為確定性最高的一項。

二是中美兩國關係已形成了較強的「抗周期」底盤。2026年是中美關係的大年，兩國元首在半年內完成歷史性互訪，雙方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雙方舉行八輪經貿磋商，就「300億對300億」對等降稅框架達成共識，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並於9月舉行首次對話，約定11月底前舉行下一次。中美雙方同意將吉隆坡經貿磋商聯合安排延長期2027年1月10日。

這些安排並非基於中美友誼，而是相互制約的結果。半導體與稀土互補的反制能力、彼此難以替代的供應鏈位置，讓全面對抗的代價高到雙方都難以承受。簡言之，中期選舉可能改變國會格局，但並不必然對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衝擊，因為美國兩黨已逐步形成「單靠打壓遏制行不通」的共識，對華政策在政黨輪替時往往「換湯不換藥」。

三是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國會易手帶來的第一重風險是議題化。民主黨掌控委員會後，涉華議題可能被更多嵌入國內政治議程，在人權、貿易救濟、技術出口管制等領域舉行聽證、推動立法，為行政部門製造壓力。第二重風險是「窗口期」的脆弱。吉隆坡安排只延期到2027年1月10日，距新國會就任僅一周，屆時如何續期、以何種條件續期，將成為檢驗雙方誠意的第一塊試金石。第三重風險來自美方內部的策略搖擺。選戰期間「對華強硬」曾是廉價的加分項，選後若經濟數據不見起色，將責任外推的衝動依然存在。

有分析認為，若民主黨同時掌控兩院，中美之間脆弱的緩和窗口可能被打亂。反過來，即便特朗普想穩定關係，也必須不斷向國會證明自己沒有「讓步過多」。

針對上述不確定性，中國的應對之道其實相當清晰。

11月3日，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向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年度中國運營大會致辭時提出三點意見：要秉持相互尊重，夯實中美經貿合作的互信基礎；要堅持公平競爭，激發中美經貿合作的創新活力；要深化對等互利，拓展中美經貿合作的共贏空間。他強調，中美存在競爭是事實，但競爭要講公平、守規矩、有邊界。競爭就會有輸贏，不能預設結果，不能自己贏叫公平，別人贏就說不公平。這番表態既是立場表達，也是對「競爭」的界定，規則不能由一方單方面書寫。

更重要的是定力。美國政治周期的起伏，不應成為我們情緒的指揮棒。中期選舉改變的是國會席位的分配，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市場規模、產業體系與發展韌性，是由自身努力決定的，不會因華盛頓哪個黨掌權而增減。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不會因為一次選舉而降低，同樣，中方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決心也不會因為白宮換了一種說法而動搖。既不因對手示好而放鬆警惕，也不因對方強硬而自亂陣腳，這才是大國應有的姿態。

所謂「後特朗普時代」，是指一個內政受限、外交求成、國會分治的美國政府，將在未來兩年以一種更焦躁、更碎片化、更依賴行政令的方式處理對華關係。對這種狀態，最好的應對不是猜測，而是辦好自己的事。辦好發展，辦好開放，辦好與世界的合作。風浪總會有，但只要航向清楚、船體結實，就沒有過不去的海。

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