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天書院培養出許多治世能人。 張碩 攝

商丘，這座承載着華夏文明厚重記憶的古城，北宋時期曾以應天府“南京”（北宋四京之一，時稱“南都”）之名，成為天下文人士子心馳神往的文化高地。千年時光沖刷，北宋朝堂的風雲紛爭早已消散，應天府的朱樓畫棟也化作遺址殘垣，唯有一段師生情義、一段文脈淵源，穿越漫長歲月，依舊熠熠生輝。

如今的商丘，煙火尋常，山河無恙。而回溯900多年前的北宋，這片南都沃土，是改寫“三蘇”（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命運的拐點，是蘇軾半生顛沛的精神原鄉，也是蘇氏家風與文風成形的關鍵座標。

一場相遇，改寫“三蘇”一生軌跡

9月27日，伴着秋日微風，記者走進商丘應天書院。在歷代名人榜上，張方平的名字赫然在列。這位北宋名臣，字安道，號樂全居士，應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不僅是商丘的驕傲，更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還是成就“三蘇”一門三傑千古美談的關鍵伯樂。

嘉祐元年（1056年），蜀道上車馬顛簸，煙雨蒼茫。蘇洵帶着意氣風發的蘇軾、潛心苦讀的蘇轍，走出眉山故土，遠赴成都求謁名師。彼時的“三蘇”，只是無名的布衣文士，空有滿腹才情，卻無朝堂人脈、無文壇聲名，若無人提攜，大概率終將埋沒鄉野、困頓終生。

這場改變宋代文壇格局的相逢，始於張方平的一眼相知。時任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的張方平，初見蘇氏父子文章，便驚為天人，還主動將他們推薦給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不同於世俗文人的虛名攀比、黨派傾軋，張方平愛才純粹、惜才赤誠，一見便以國士相待，結下忘年之交。

彼時朝堂之上，張方平與歐陽修政見相悖、素有嫌隙，二人私交冷淡、朝堂對立，是朝野皆知的事實。可為了不埋沒“三蘇”的曠世才華，張方平毅然放下私怨，親筆撰寫舉薦信，將眉山三傑鄭重託付給歐陽修，拜入其門下。

正是這封跨越黨派與私怨的舉薦信，為“三蘇”打開了通往北宋頂級文壇與朝堂的大門。嘉祐二年（1057年）科舉，蘇軾、蘇轍同榜高中，一舉名動京華，蘇洵也隨之聲名鵲起。可以説，無南都張方平，便無千古“三蘇”。張方平開闊胸襟、經世格局、為公無私的處世之道，深深烙印在年少的蘇軾、蘇轍心中，成為兄弟二人一生效仿的精神標杆。

一次捨命相救，築牢東坡一生底色

如果説舉薦之恩為“三蘇”鋪就了仕途坦途，那烏台詩案的捨命相救，便徹底淬鍊了蘇軾的人格風骨，讓他讀懂了何為大義、何為堅守、何為士人之責。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詩文遭小人羅織罪名，深陷烏台詩案，被打入大牢、命懸一線。一時間，朝野噤聲，百官畏懼牽連，無人敢為其發聲。生死關頭，遠在南都、早已致仕歸隱、遠離朝堂紛爭的七旬老人張方平，挺身而出。他上疏説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願“僭越上言，自幹鼎鉞”（意思是，我冒昧地超越臣子本分向您進言，甘願親自承受那斧鉞加身的死刑），也要救蘇軾。因種種原因，此奏疏雖未送達神宗，但它的副本已傳開。張方平在“烏台詩案”中被罰銅錢三十斤。

由此可見，張方平剛正、坦蕩、重義輕利、心懷蒼生的品格，同時也深刻影響了蘇軾一生的處世格局與人格底色。往後半生，蘇軾屢遭貶謫、屢受磨難，卻始終不怨天尤人，心懷百姓、堅守本心，身處逆境依舊豁達通透、心懷善意。世人皆贊東坡（蘇軾自號東坡居士，因以“東坡”為其別稱）曠達，殊不知，這份歷經風雨依舊純粹的風骨，也源自南都恩師的言傳身教。

一方水土，沉澱蘇氏家風文脈

商丘南都，不僅是蘇軾的感恩之地，更是蘇氏兄弟患難相守、文脈傳承的棲居之地。蘇轍一生仕途坎坷，因反對新法遭朝堂排擠，人生跌入低谷之際，又是張方平挺身而出，舉薦他出任應天府籤判，讓蘇轍得以在南都安穩棲身、潛心治學、體恤民生。

在商丘任職的近三年裏，蘇轍不僅處理文書、參與地方政務，還和張方平結下了“誼兼師友”的深厚情誼，兩人常縱論古今，政治見解高度契合。同時，蘇轍也得以沉心基層，觀照煙火民生。他在《自柘城還府馬上》寫下“柳黃新過雨，麥綠稍鋪田”，以清新田園景緻暗察民生疾苦、反思新法弊端，盡顯文人仁心。弟弟蘇轍安居南都，也讓漂泊四方的蘇軾多了一處心靈歸處。

“蘇轍在商丘做官，蘇軾就經常來看他，一住就好幾天甚至半個月。蘇軾兄弟二人也經常拜訪恩師張方平。”商丘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李可亭告訴記者，無數次奔赴南都，蘇軾與蘇轍月夜對坐、把酒言歡、詩詞唱和。朝堂風雨再烈，只要南都有弟、有師，蘇軾便有底氣、有歸途、有初心。

正是這段南都相守的歲月，淬鍊了蘇氏兄弟的手足情深，也沉澱了“三蘇”一脈的家風文脈。張方平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心繫蒼生的為政之道、淡泊坦蕩的處世格局，潛移默化影響着蘇氏兄弟。不同於朝堂多數文人的空談義理、趨炎附勢，“三蘇”一生立足實務、體恤百姓、剛正不阿、知恩圖報，這份獨樹一幟的文人風骨，正是商丘文脈賦予的深刻滋養。

一城文脈，雙向成全照見初心

站在隋唐大運河商丘南關碼頭遺址之上，歷史的滄桑與昔日的繁華彷彿在眼前交織。如今，面對這片承載着千年歲月的土地，李可亭向記者感慨道：“千年以前，蘇軾正是沿着這條寬闊的通濟渠，乘舟往來於商丘。雖然我們現在只能看到沉寂的遺址，但這裏曾是蘇軾筆下‘麥老櫻桃熟’的豐饒之地，更是文人墨客對飲言歡、師徒情深的文化現場。”

據瞭解，蘇軾一生“八過南都”。往返間，是一場場感恩的奔赴，是一段段人格的修行，更是一次次文脈的交融。

元豐八年（1085年），蘇軾登臨南都杏山妙峯亭，他提筆寫下“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詩句寫盡南都山河盛景，更寫儘自己歷經滄桑後的通透與遼闊。

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再遭貶謫，遠赴蠻荒嶺南，途經商丘襄邑（今睢縣），大雨阻路、夜宿乾明寺，揮毫寫下《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此刻的蘇軾，早已不是當年懵懂的蜀地少年，而是歷經風雨、心懷天地的文壇宗師。而成就他格局與胸襟的，正是南都恩師的提攜、救贖與滋養。

據悉，張方平離世後，蘇軾悲痛難抑，專程前來商丘祭奠，並受託整理其文集，以最虔誠的筆墨為恩師立傳、為文脈續航。他傾力撰寫《張文定公墓誌銘》、編纂《樂全先生文集》，並盛讚恩師“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半生受恩、終生回饋，蘇軾用一生踐行了知恩圖報的君子本心，延續了師徒二人的文脈傳承。

古時的商丘，以一方文脈、一位名臣，成全了千古三蘇，重塑了宋代文壇格局；彼時的“三蘇”，以半生奔赴、滿腔赤誠、傳世筆墨，回饋南都故土，為商丘鐫刻下不朽的文化印記。這是中國文脈史上最動人的雙向成全：伯樂成就英才，英才滋養文脈；故土滋養風骨，風骨照亮千年。

如今的商丘，不見妙峯亭的遊人熙攘，不見乾明寺的古碑墨香，唯有山河依舊、風月如常。當我們品讀蘇軾“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讀懂的不僅是他個人的人生通透，更是北宋士大夫的忠義風骨；我們回望三蘇一門的千古傳奇，看見的不僅是眉山文脈的璀璨，更是商丘南都文脈的厚重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