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你好，婦好！——商文明尋溯之旅”主題宣傳推廣活動在安陽啓動。

活動現場人物表演。

殷墟博物館三樓“子何人哉——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特展”展廳裏，遊客在拍照打卡。

遊客在活動現場與工作人員互動。本版圖片均為河南日報全媒體記者 楊之甜 攝

10月23日，殷墟博物館三樓展廳內，一片片泛黃的甲骨靜靜躺在玻璃展櫃裏，上面密密麻麻的刻辭，是3000多年前商代人留下的“手記”。有人在一片大龜腹甲前久久駐足，逐字辨認那些古樸的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為我們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就在遊人如織的殷墟博物館對岸，洹河北岸的田野上，一場“地下勘探”正在悄然進行。

2022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殷墟遺址考察時指出，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繫。在這方面，考古事業居功至偉。考古工作要繼續重視和加強，繼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這份囑託，成了新一輪殷墟考古的動員令。

一個被遺忘千年的城市格局漸漸顯形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的遺址，也是中國考古起步最早的遺址之一。自1928年第一次發掘至今，90多年來，一代代考古人逐步探明小屯宮殿區、西北岡王陵區，乃至整個大邑商的範圍和功能區劃。

然而，殷墟各區域的考古工作並不平衡。洹河以南和大司空地區配合基建考古多、工作頻繁，商代晚期幹道、乾渠等都城骨架相繼顯露；相比之下，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區為核心、面積超過6平方公里的區域，20世紀90年代後工作基本中斷，成為殷墟最大的一片未知“窪地”。

2021年以來，在國家相關部門的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把目光投向這片區域。

“打第一排探孔時，300多米沒有任何現象，我們心裏直打鼓，以為是空白區。”10月22日，在殷墟王陵考古工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研究員牛世山向記者介紹，當時，考古人員按預定計劃去找商代幹道，優先鑽探區域為商王陵區（現建有王陵公園）東南方向的農田地，屬於武官北地。莊稼長勢正旺，原定鑽探的農田無法進場，他們只好改從王陵公園東牆外的林地動工，一路向東探去，直到小營村東的農地，才探出連續灰土。

就是在這片土地上，一個被遺忘千年的城市格局漸漸顯形。

截至2025年3月，勘探總面積已近26.8萬平方米，重點勘探近11萬平方米。考古隊員用探鏟一寸寸“摸”出來的，是洹河北岸地區縱橫交織的古代道路網絡：縱向幹道5條、橫向道路3條，其中商代晚期的“三橫四縱”已通過地層關係和考古發掘確認。

最令人振奮的是縱1號幹道。這條南北向的幹道，從武官東地一路延伸到北面的小營東地，探明路溝長度超過1.6千米，設有南、中、北三個路口，路溝最寬處近30米，最深處超過2米——這是迄今殷墟發現的、首尾最明確的商代晚期最長幹道。“縱1的路溝底部有厚厚一層路土，偏南地段尤其明顯。”牛世山介紹。

　　更耐人尋味的是道路的規劃邏輯：縱向幹道的北端偏東，與商代城址、建築的縱向軸線一致；縱3的北段則正對着王陵區東圍溝南缺口的方向。三橫與縱1、縱2、縱3相接，共時並存。“這意味着，商代晚期大邑商的都城，早已有了一張經過精心設計的‘路網圖紙’。”牛世山説。

一個近3000座祭祀坑與陪葬墓的“地下王國”

如果説道路網絡是都城的“骨架”，那麼商王陵區就是這座城市的“心臟”。勘探確認，圍繞王陵區外圍有兩條東西並列、各自閉合的圍溝——東圍溝G1近正方形，東西段間距約246米；西圍溝G2近梯形，最寬處超過12米。考古發掘證實，這兩條圍溝均屬商代晚期，是商王陵園外圍的隍壕。

圍溝之內，是數量驚人的祭祀坑與陪葬墓。從2021年至今，僅新發現的祭祀坑就達567座，大多數分佈於東圍溝內。加上此前的發現與墓葬，王陵區祭祀坑和墓葬總數近3000座。在王陵區東圍溝西段東部到M260大墓以西，考古隊員探出商代土坑墓超過180座。

牛世山説，這些祭祀坑多數坑口呈長方形、內探出骨骼，形制與以往發掘的殷墟埋人祭祀坑基本相同，為研究王陵區分區、商代祭祀活動及其形式、商代社會性質提供了新材料。

勘探的另一大發現，是洹河北岸地區地下遺存呈現出鮮明的“分界”：以大範圍連續灰土的有無為標準，整個區域被分為灰土區與空白區。空白區恰好位於商王陵區與灰土區之間，呈帶狀分佈。

“最初我們以為探到的是‘沒有東西’，後來才發現，這空白恰恰是有意為之。”牛世山解釋，這片空白區應是商王陵區的“緩衝區”——是人為規劃的結果，與幹道一樣，共同構成王陵區嚴整的空間秩序。灰土區內發現大量灰坑以及墓葬，結合以往考古發掘，屬於商代晚期文化堆積。

一座超8萬平方米的西周聚落延伸大邑商曆史邊界

勘探還在王陵區西部及以南地帶，確認了一處面積超過8萬平方米的西周早期聚落——這是殷墟範圍內發現的面積最大的西周聚落。遺址範圍東西240米、南北350米，探出墓葬75座，另有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

“周人滅商後，雖將大邑商的人分徙四處，但顯然把商王的宮城、王陵區作為重點區域進行監控。”牛世山認為，這一發現將有力推動對周人滅商以及周王國國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此外，考古人員在侯家莊北地還發現一處新石器晚期遺址，面積超過5萬平方米，屬後岡一期文化；勘探發現的洹河古河道，走向與今天的洹河不同，距現河道北岸200至250米，為研究洹河與古代人居環境提供了重要資料，也刷新了殷墟的景觀認知。

回望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史，洹河以北這片區域，曾是最大的一片未知“窪地”。正如考古工作者所言，要全面掌握殷墟地下遺存信息，“必須加強這個區域的考古工作，補齊短板”。從甲骨文到青銅器，從宮殿區到王陵區，一代代考古人正是靠着這樣的“補齊”，拼出了大邑商的完整輪廓。

如今，隨着洹河北岸幹道網絡浮出水面，大邑商都城空間的骨幹框架已然搭建，填補了該區域大型線性遺蹟的空白。這是研究大邑商都城規劃和佈局上的新突破。這些新發現，既將推動商文化、商史研究走向深入，也為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成為加強考古成果闡釋、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動註腳。

目前，新一輪殷墟考古工作仍在繼續。這片沉睡三千餘年的土地，還將揭開更多屬於大邑商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