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王仲犖熱誠教學，專心寫作
王仲犖與日前我在本欄提述的鄧廣銘一樣，都是我自少年時代「認識」的內地史學名家，不過，必須說明，所謂「認識」，只不過是僅知其人以及拜讀其書而已，像我那輩在港接受教育的學子，既沒有機會親附驥尾，敬承教澤，亦沒法親沐於他的風趣談吐。
雖然同樣是我在差不多同一時代所認識的內地史學名家，王仲犖與鄧廣銘有好些地方毫不相同。首先，鄧廣銘專攻宋史；王仲犖則以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為專。第二，鄧廣銘終其一生大抵以王安石、岳飛、辛棄疾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這位宋史專家不曾寫過一本宋朝的斷代史，而只為《中國史綱要》一書寫了「宋遼金史」部分；王仲犖則寫有自魏晉以至隋唐的斷代史，經編整修訂後，分《魏晉南北朝史》及《隋唐五代史》推出。
第三，兩位同樣是斷代史專家，寫過不少斷代史的文章並編成文集，兩位亦不約而同，為宋朝文學作品結集註釋：鄧有《稼軒詞編年箋註》；王有《西崑酬唱集注》。不過，王仲犖在其他方面也有著作。他生前寫了不少關於歷代物價考的文章；身故後由遺孀鄭宜秀代為出版，並按丈夫生前所示，將書名定為《金泥玉屑叢考》。
第四，鄧廣銘和王仲犖雖然都是享負盛名的斷代史專家而長期在大學執教，但鄧長年任教北京大學；生於浙江餘姚的王仲犖，卻對山東情深難捨，因此長時期在山東大學任教，不求聞達，無意登入「北大」之門，做名牌大學教授；反而專心在山東作育英才。
第五，一如上文所述，鄧廣銘集中研究宋朝幾個人物而寫成《陳龍川傳》、《辛棄疾傳》、《辛稼軒年譜》、《韓世忠年譜》、《岳飛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等；王仲犖除寫了一本《說曹操》而為現代史學界展開曹操的正反兩面討論之外，就沒有以某朝代的人物成書，而以某朝代的一些方面成書，包括關乎南北朝北周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以及關乎唐朝的《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
十載精力寫兩套斷代史
上述着作之中，對一般習史的學子來說，最熱門的，當然是兩套斷代史，即《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而這兩套斷代史都是分上、下兩冊印行。這兩套斷代史先後在一九八○及一九九○年推出。前者有四十一萬字；後者有四十八九萬字，兩者合共九十萬字。
這兩套從魏晉到隋唐的斷代史，雖然坊間所售的是兩套分開印行的書，但追本溯源，其實是蛻變自作者在五十年代寫成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而此書的上冊在六十年代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但下冊雖然已予定稿並準備付梓，但因受「文革」影響而停止排印。
「文革」結束後，出版社主動致函王仲犖，表示有意重印該書的上冊，並準備出版下冊。王仲犖雖然覺得欣慰，但鑒於該書草成於一九五○年初，已經事隔四分一世紀，實在不宜隻字不改就將上冊重印及將下冊付印，於是要求出版社給予兩三年時間訂正，將自己的新見解及外界的評論適度加入舊作，並計劃將舊作擴大，由原先的初唐延至整個唐朝甚至五代十國，然後將原作分成魏晉和隋唐兩大套。
這項浩大工程的上半部即《魏晉南北朝史》花了大約三年才在一九七九年完成，而下半部即《隋唐五代史》卻要經過六七年時間大幅修訂才在八五年完成。誠如作者親自引述，「十年精力，瘁此兩書」，光是這兩套斷代史，已耗費他十多年精力。
魏晉南北朝非黑暗時代
《魏晉南北朝史》共分十二章，由第一章「三國分立」至十二章「魏晉南北朝的科學技術」。一如其他載述二手資料的斷代史，王仲犖將大量第一手史料整編然後寫此書，但當中有不少課題值得提出討論。例如，他在書內說明，中國既然是個多民族國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指南匈奴）、鮮卑、氐、羌、羯等部族，經入侵中原後已予漢族合為一體，並使之更見壯大。因此，各族之間的聯合融和，既然是歷史事實，就應予肯定。為此，除前述「五胡」外，王仲犖亦以不少篇幅，主要是書內第八章「邊境各族」及第九章「中外經濟文化交通」，介紹其他部族例如高昌、龜茲、于闐、吐谷渾、黨項以至一般人鮮有知聞的夫餘、沃沮、勿吉、室韋、附國、宕昌等部族的制度和活動，以及與漢族的交往。
另一方面，王仲犖不同意一般學者的說法，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社會經濟停滯不前。反之，他認為這段時期各式文化藝術，例如經學、哲學、宗教、史學、文學、書畫、音樂、舞蹈，以至科學，均有長足發展，而且成就非凡。為此，他以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即最後三章闡述這段時期的文化成就。
舉前涼說明內部須團結
任何一本晉史，當然敘述那場以少勝多的淝水之戰。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史》，固然有所提述，但除此以外，特別提出一個較少人知的例子，就是前涼雖然是個小國，兵微將寡，只有兵眾幾萬，但先後擊敗入侵的前趙（擁兵二十八萬）及後趙（擁兵十多萬），而當中致勝之道，是前涼內部安定團結，敵人無隙可乘。他舉前涼為例，是要印證《尚書》「取亂侮亡」的道理。只要我們內部和睦團結，就不易受到外敵欺侮。這種道理，十分值得記取。
至於王仲犖成書較晚的《隋唐五代史》，全書共分十章，由第一章「隋代的政治與經濟」至第十章「隋唐五代的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單以唐史而論，一如其他二手史書，王仲犖所用的引文，多採自《舊唐書》和《新唐書》。基本上，他是兩史兼採，以補彼此之不足。不過，如果某事兩史均有記載，他就引述《舊唐書》，而捨《新唐書》。箇中的最大原因是《舊唐書》行文暢順，容易理解；反觀《新唐書》佶屈聱牙，不便閱讀。同樣情況，他寧取《舊五代史》而不取《新五代史》。
不過，據他親述，但凡引用唐史材料，很多時候既不採《舊唐書》，亦不採《新唐書》，而逕用《資治通鑒》。原因有二：其一，主觀上由於他在抗戰期間，寄寓昆渝兩地，手頭書籍不多，只有《資治通鑒》，因此經常反覆閱讀，結果從頭到尾看過十多遍，日後引用，多所稱便；其二，客觀上，《資治通鑒》成書時由於對所用史料審訂嚴格，因此比較穩妥。他為了說明這一點，特別舉出《新唐書》「仇士良傳」裏一位涉及「甘露之變」的翰林學士崔慎由作為例子，以《通鑒考異》及《翰苑新書》，力證仇士良與崔慎由晤談甘露之變一事，根本是訛傳，因此《資治通鑒》在記載「甘露之變」時，刻意刪除這一項記於《新唐書》的史料。
另一方面，史學界研究唐朝以至唐朝之前的社會結構及階級制度時，最常參考《唐律》。王仲犖當然不例外，但除《唐律》之外，亦參照了兩冊關乎姓氏譜錄的敦煌文書，即《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和《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這些史料對於研究唐代名門望族很有幫助。
為敦煌地志殘卷考釋
提到敦煌文獻，王仲犖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多年間，對敦煌石室所發現的地志殘卷，先後寫了十多篇考釋、校釋或箋釋，包括篇幅最長的「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考釋」。這十多篇考釋在他逝世後幾年由遺孀鄭宜秀整理付印，並邀得尤專敦煌的史學名家王永興作序。
王永興在這本定名為《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的「序言」說道：「修造地志，是唐代一項涉及經濟財政的制度，而現存的敦煌唐地志無疑是我國學術文化上的寶貴資料。敦煌所出的唐地志，雖然為數不多，但卻是研究唐代地理歷史以及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雖說資料重要，但由於地志研究確實枯燥乏味，學史的後輩很多不感興趣，以致承接乏人。王仲犖這本地志考釋，絕對極其罕有。
試以上述《地志考釋》裏「《燉煌錄》殘卷考釋」一文為例。殘卷裏其中有一條的記載如下：「州西有陽關，即古玉門關；因沙洲刺史陽明詔追拒命，奔出此關。接鄯善城，險阻乏水草，不通人行。其關後移州東。」王仲犖對於這則記載提出質疑，於是在其考釋提出，玉門關和陽關，在漢武帝時已經設置，所以不可能有玉門關改稱陽關之事。至於沙洲刺史陽明從此關出走，亦無此事，而陽關亦從無遷移。不過，玉門關確曾遷移，但並非如《燉煌錄》所言，移往州東，而是往東北移。另，所指的鄯善城，即古代鄯善國的國都，在現今新疆若羌縣城，即古代的石城鎮。
順帶一提，地方圖志，古已有之，並且設有專責人員掌管。據《周禮》記載，有「職方氏」負責掌管天下地圖。在唐代，地方圖志由兵部該管，而兵部設置郎中及員外郎各一人，掌管地圖及相關事務。地方圖志之事，由兵部該管，相信主要功能是為國家防務提供地理資料。
關於地方圖志，王仲犖除了上述《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之外，另以長達七十萬字的篇幅，寫了一套兩冊的《北周地理志》。此書初稿早於一九三五年寫成，但隨後屢有增刪斧定，至一九七八年亦即經歷四次大規模修訂後才完稿。
補北周地理志書的空白
《北周地理志》對史學界的最大貢獻，是補北周地理志書方面的空白。原來歷代史書，居然沒有一本專門載述北周地理的志書。王仲犖於是毅然挑起這個重擔。不過，他在編集北周地理志時，卻遇到重重困難。
首先，關於北周地理的正史，只有《隋書》，但《隋書》所記的地理，是根據隋朝州縣的分布而不是按照北周年間的州縣而編寫，加上隋初不少州郡縣已經合併成省，所以資料並不可靠。再者，由於可予參照的資料，來源不一，一經對照，矛盾極多。此外，王仲犖經常碰到一個問題，就是某個州究竟下轄多少個郡，以及哪些郡，而某郡又下轄多少縣，以及哪些縣？另一個延伸的問題，是當某些郡縣併入某省時，究竟是整個郡或整個縣併入，還是郡或縣的某些地區併入呢？這個根本難以稽考。
王仲犖在回顧這項關於編寫地理志的工作時，提出不止上述四項困難，而是十項，可惜本文篇幅有限，不能詳載。
王仲犖既然是魏晉南北朝史專家，所著專書，當然不止上述。關於北周，除了《北周地理志》外，他在二十多歲時便着手《北周職官志》，隨後四易其稿。據他親述，此書從初擬至審定，經歷了四十多年，而實際用於編寫此書的時間，亦超過三年，其間將此書改稱《北周六典》。
《北周六典》內關於六府，即天、地、春、夏、秋、冬官府屬下諸官的職稱和品秩，主要根據杜佑《通典》的「職官典後周官品」，並參考《後周書》、《隋書》諸史，以及北朝和唐代的碑文墓誌。其實這種水磨功夫，既吃力，又不討好，一般讀者甚至歷史系學生，斷不會翻閱，而唯一受惠者只是選擇相關課題作為論文題目的研究生而已。也因如此，不是太多史學名家願意在此等枯燥乏味的課題上花功夫。王仲犖的《北周六典》與《北周地理志》一樣，確補史學界的不足。
「生命不息，寫作不止」
很多史學家除了撰寫專書，亦會將歷年所寫而篇幅較短的文章，結集成書，以便傳世。王仲犖當然也不例外。他把四十多年來所寫的論文，集成兩大冊，並因應自己居於濟南山東大學㟙華山館而將文集定名為《㟙華山館叢稿》及《㟙華山館叢稿續編》，前者初刊於一九八七年，後者則初刊於二○○七年。
正稿與續編共收文四十多篇，合共八十多萬字。文章長短不一，短則只有寥寥數頁，如《井田制度考》，長則多達百餘頁，如《鮮卑姓氏考》，甚至連五十年代初刊的小書《曹操》，經修訂後，載於《續編》內。
這幾十篇文章固然以各門歷史為主，但當中有兩篇另類文章，很值得細閱。其一是《太炎先生二三事》，文內所記的事件，本身並非十分特別，而是讀者可以透過作者記敘老師的行事見識，了解做弟子的如何觀察老師。
另外一文，題為「談談我的生平和治學經過」，短短十幾頁，充分敘述作者如何治理學問，以及研究歷史的經過。例如，他在四九年擔任青島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時，奉命為農民戰爭史蒐集資料，然後抄錄於卡片。他在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方面抄了幾百張資料卡。此舉有助於他日後在大學講授魏晉南北朝史，以及動筆寫《魏晉南北朝史》。
一九八三年亦即王仲犖逝世前三年，當朋友問他此後還寫什麼書，他表示，只要身體可以，還會寫幾本書，並強調「生命不息，寫作不止。」
這八字真言，不僅是王仲犖的生命觀，也是終生治學之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