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指出，過去港英政府強調「積極不干預」，以「小政府，大市場」自居，常常將「政府不會給予特定產業特別支持」掛在嘴邊。但事實並非如此，當時的政府也會對想要扶持的特定產業給予特別的政策支持。例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核心功能是貿易中心，港英政府為了進一步促進香港的國際貿易產業發展，在1966年成立了貿發局這一法定機構。

擺脫傳統成立基金派錢模式

方舟說，實際上，香港一直在社會福利、房屋政策、都市規劃、交通基建等方面都有中長期規劃。從「十年建屋計劃」開始，《全港發展策略》、「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這些都是有非常具體指標的中長期規劃，但主要涉及民生、社會福利、交通基建甚至環保方面。

「比較有挑戰性的其實是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的規劃，這方面也確實是香港的弱項。」方舟指出，在回歸前後，政府亦有以成立基金的模式，給予一些產業支持。但這種更多是以派錢為導向的被動式支持，只要業界申請後政府能將錢派出去，就算完成任務了，不一定能夠為產業發展帶來最佳效果。

方舟說，政府過去曾經提出一些計劃和構想，但大部分最終也「得個講字」。關鍵是這些基本都只是願景，背後沒有具體的策略方案、分階段目標和路線圖，以及如何實現各階段目標的跨部門統籌協調安排。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也是提升政府執政能力和管治效能的重要實踐。」方舟強調，從政府的角度，香港需要在擺脫傳統被動式的成立基金派錢模式之外，提升對產業理解和把握的能力。首先要理解期望發展的產業在全球的發展情況，產業地圖和產業鏈分布情況，同時也要理解目前國家在這些產業中的發展位置和發展策略。「然後要思考香港如何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這些產業鏈的細分環節謀求合適的地位，並配合國家在這些產業的發展策略。只有在理解這些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去制定五年規劃的目標，然後具體地吸引香港真正需要的核心企業來落戶，從而構建出產業生態。」

他以香港的鄰居澳門為例，從2016年開始，已經制定過兩個五年規劃，現在正準備制定第三個五年規劃。「從澳門前兩個規劃的文本變化看，能夠觀察到澳門自身的規劃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他說，在澳門第一份五年規劃中，民生方面制定的量化指標較多，集中在醫療、教育、環保和社會保障上，對經濟發展和推動產業多元化着墨較少。但在第二份五年規劃中，可以感受到澳門在經濟發展、推動產業多元化以及與大灣區的協同發展較第一份有所加強。

設監測評估考核 助有效落實

方舟指出，五年規劃的另一關鍵是制定後如何有效落實。參考國家在五年規劃期間採用的動態監測、中期評估及總結評估機制，香港在制定出五年規劃文本後，也要有相應的配套監測、評估、考核與責任機制，提高規劃執行力和落實力。五年規劃會涉及許多跨部門協調的內容，這也對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不單是各個政策局完成分內的事，而且要充分考慮政策的複雜性，通過協調好各個部門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