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規劃應該要有一個具體的行動清單。」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鄧希煒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香港的五年規劃「其實應該一早出台」，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只靠短期的政策難以解決香港的房屋、貧富懸殊等「老大難」問題。而五年規劃也可以更好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國家經濟發展。

鄧希煒認為，產業政策已經被證明在推動科技和生產力進步很有成效，他希望政府推動的產業發展帶來「外溢效應」，給產業之外的更多市民和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我覺得其實應該一早出台。」對香港是否需要五年規劃，鄧希煒直言，香港過去依靠「小政府」的政治思維去推動經濟發展，但多年積攢下來的「老大難」問題，例如居住成本、貧富懸殊、年輕人就業的選擇不多、人口老化等等，一直都沒有一個長遠的解決方案。

他說，大家一直都知道這些問題存在，但很多時候坊間無論學者、市民還是政府官員，都覺得資本主義、市場主導就等於不需要經濟規劃，所以每一年香港只靠特首的施政報告和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這兩個重要的報告作為來年的經濟政策，一年一年地推動下去。「但現在見到這些問題積攢下來是很難解決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自己的五年規劃，一方面解決香港的老大難問題，另一方面更有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第三就是貢獻國家的經濟，特別是發揮『聯通世界』的國際橋樑作用。」

盼增產業發展「外溢效應」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特區政府這份五年規劃，將經過社會充分討論。鄧希煒希望，政府可以全面了解香港不同階層的實際情況，低收入階層有什麼困難，中產階層有什麼壓力，高收入的階層可能也會擔心香港一直以來的資本主義有什麼變化。「更深入一些，這份規劃一方面要對接國家、支持國家發展，另一方面也要為現在的700多萬香港人和將來可能來香港發展的人提供一個願景，他們來香港可以怎樣發展他們的事業和家庭。」而在支持產業發展之餘，這些產業發展也應該給我們香港市民帶來福祉。

對於規劃的內容，鄧希煒希望要有具體的行動清單。「對於發展哪些產業，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指導方向了。現在聚焦的『三中心一高地』就是很明顯的一個目標。」他指出，財政預算案已經很清楚地提出「金融＋」和「AI＋」兩個方向。在「金融＋」的方面，也就是怎樣用金融去賦能實體經濟產業轉型。「金融賦能要做的更好，不是讓金融界的人賺到錢這麼簡單，而是要製造外溢的效應，幫助更多的企業，例如說初創企業。」

他說，這些具體的行動可以包括貿易金融，例如現在很多出海的企業可能未必做得到「內保外貸」，也就是用廣東的廠在香港抵押貸款，但可以考慮讓他們使用買家的訂單在香港作為抵押。「這些具體的行動其實很多時候不需要政府出錢，政府只要給他們一些指引，或者拆牆鬆綁，其實見到有錢賺的話，市場自動就會去推動這些措施。」而政府的投資可以集中在基建方面。

配合多元化經濟轉型

被問到政府來做規劃會不會有「選擇贏家」，反而扭曲了資源配置的問題。鄧希煒笑稱，如果能選出「贏家」，那最後香港也能一起贏，最怕的是不會選，選到了輸家。「『選擇贏家』本身沒有問題，怕的是選錯。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產業政策，而是思考產業怎樣可以配合香港完成多元化的經濟轉型。」例如現在的「金融＋」、「AI＋」，不會偏幫哪一家金融或AI公司，而是從大方向上以產業發展作為目標。

至於資源配置的問題，他直言，短期內市場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扭曲，可能不是每間公司都涉及被支持的企業，從而能得到支持，這過程中市場需要調整。例如一些競爭過度或者「內捲」的現象，都可能是產業政策的短期副作用。但長期來看，我們看到產業政策在科技和生產力進步的方面是很有成就的。

鄧希煒指出，社會可能要接受，市場調節也不是萬能的。「完全的市場調節可能會造成另一個可能性。就好像熊彼得（Schumpeter，奧地利經濟學家）19世紀30年代已經講過的，完全的自由市場到最後可能只有幾個寡頭企業在操控市場、壟斷市場，接下來他們會賺很多錢，導致貧富懸殊。這也不是一個最好的長遠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