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需要吃飯、穿衣、住房、乘車、贍老養幼，有得失之心本很正常。然而，除了適度的得失之心，也得有「分潤之心」，也就是有能力時，我們必須懂得分利給別人。

　　曾國藩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裏。這個大家庭以祖父母為核心，包括曾國藩的父母、叔父母與其弟弟、弟媳、侄兒、侄女。曾家的經濟來源除了土地上的收入，就是曾國藩不定期地從北京捎回的白銀。這些白銀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上千兩。在曾國藩看來，一個家庭要和睦，那些有能力支撐家庭的人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去除利己心。某次，他給母親寄了五兩銀子的零花錢，馬上覺得有點不對，因為沒有給叔母零花錢，於是囑咐家中的弟弟給叔母也送上一份。並且立下規矩：以後自己每年給母親、叔母零花錢各四千文，給每個弟婦各兩千文。曾國藩從來沒覺得一大家子人生活靠他一個人供養有何不公平。其實，曾國藩當時寄給家裏的錢，除了少數的幾次，一般都是在京城借的。

　　除了無私供養大家庭，他非常關心遠房親屬與親戚。道光二十三年，曾國藩做了一次四川鄉試主考，得到了當地官員所贈予的四千七百多兩銀子的禮金，算上途經之處收受的禮金和朝廷所給的路費，大約可獲得六千兩銀子的收入。在當時，這種收入被視為合法，朝廷不予追究。回京後，曾國藩寄給家裏一千兩銀子，囑咐家裏將其中四百兩銀子分贈親族、親戚。在曾國藩家書裏，分贈親族、親戚銀兩的叮囑比比皆是。

　　當曾國藩的官做得更大些，入了閣學、當了禮部侍郎，他開始思考如何擴大「分潤」利益的範圍。道光二十九年，他曾在給弟弟的信中說：「自入官以來，好思為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曾氏從衡陽遷居湖南雙峰荷葉塘的第一代祖先）以下貧民；為本境置義田，以贍救二十四都（湘鄉第二十四都）貧民」。此事雖然因為經濟原因沒有辦成，但曾國藩的悲憫之心蒼天可鑒。

　　咸豐元年，曾國藩寫信給幾個弟弟，希望家裏捐出二十石稻穀，並且勸附近的富家也捐出一些穀建立社倉。夏時借給貧戶，秋冬月收還，利息一分，即一石多還一斗。曾國藩希望將這個社倉做成數百石的規模，他覺得有了這樣的社倉，境內便可無飢民。社倉雖然要收利息，但貧民其實是合算的，因為清代社會生產力水準低下，夏糧價格常常是秋冬季的兩三倍，何況，收取的利息也是用於今後的救濟，曾氏一家並不藉此獲取任何收益。

　　曾國藩是以書生入仕的，渾身滲透着傳統文化的味道。他堅信「盈滿則虧」，覺得聰明不可以用盡，福不可享盡。因此有了利益，自己得一份，也要給周圍的人一份。

　　曾國藩非常愛自己的兒女，因為愛，他希望他們人人上進、個個有出息，而不是依靠他這個當父親的口袋裏這一點錢。「分潤於人」，其實就是要逼着兒子們日後主動去自立。道光二十九年，他在致弟弟的一封信裏說：「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錢財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孳，後來淫逸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曾氏後人之所以代代自強不息，與他的這種財富觀是直接相關的。

　　人不是一個孤島，他必須與他人發生聯繫，別人有了困難，我們出手相助，可能大家都不再困難；別人遇了危境，我們坐視不管，下次我們遇到同樣的情況，也不會有人救援，所謂「人饑己饑，人溺己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曾國藩善待大家庭成員與親族、親戚、周圍的人，也是源於悲憫心。

　　事實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單純的得失，有的事你看似得了，其實已經失掉；有的事你看似失了，卻有意想不到的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