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都是人生重大課題。人無法選擇「生」，卻可以選擇如何去「死」。這是一個十分現代化的思維。

　　前些年就有美國醫生發問：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提出患絕症後，拒絕過度治療，選擇在最後的日子裏，過高質量的生活。「高質量」不是指吃好穿好，而是聽從心的指引，過想過的生活。比如做些以前想做但從未做過的事，見見因為忙碌而疏離了的親友，或者去旅遊世界看看別的人生。

　　內地也有個倡導「尊嚴死」的「臨終不插管俱樂部」。參與者要在自己意識清醒時簽署一份「生前預囑」，表明當病情危重時，拒絕開喉插管，放棄無效治療，有尊嚴地向世界謝幕。

　　但這些想法在華人中並不普遍。更多的人覺得病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哪怕是已成植物人，也要千方百計維持他的生命。

　　我們尊敬的作家巴金先生，長年躺在病床上，煎熬了六年才走。他曾說：長壽是對我折磨。但所有的人都因「愛」他而不讓他死，哪怕是要從胃管打流質進食，哪怕是把氣管切開，用機器維持呼吸。用《家．春．秋》謳歌自由的作家，最終未能自由地決定自己的離開。

　　如果巴老的情形發生在今天，相信他會享有更多的選擇權。畢竟社會風氣比十多年前進步；人們通過學習，對「死」的認識也更為客觀從容了。

　　假以時日，相信華人對「死」的看法，會更為科學也更為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