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文學年度頒獎典禮的聚光燈下，手捧二○二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學》，我的指腹摩挲着《遇見》標題的鉛字，竟有些恍惚。四十年的光影在眼前摺疊又展開──從粵北山區那個推開生繡鐵門的少年，到此刻年過六十的獲獎者，我與這本雜誌的羈絆，像一條蜿蜒的文學長河，在時光的褶皺裏奔湧不息。

一九七八年的連平中學圖書館，是南嶺褶皺裏一隻裝滿秘密的樟木箱。當我在某節物理課後偶然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鐵門，一九七六年復刊的《人民文學》正躺在積塵中，封面上的紅日刺破了時代的陰翳。王願堅的《足跡》裏，紅軍篝火在泛黃紙頁上跳躍，比窗外的木棉更早點燃了我的文學心臟。那時的期刊架像塊龜裂的旱地，每月第三個星期會湧出清泉。管理員老周總把新到的雜誌鎖進鐵皮櫃，鑰匙在腰間叮噹作響。「等潮頭過了再取。」他常對着空蕩蕩的閱覽室自語。直到某個深秋清晨，他忽然把一九七九年第七期塞進我懷裏：「拿去，比照着你寫的文章批註。」那期裏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正掀起驚雷，我在空白處寫下的稚嫩文字，成了最早的現代文學「胎記」。

一九八○年梅雨時節，閱覽室的霉斑在牆上洇成水墨山水。劉心武的《班主任》像把柳葉刀，剖開了我腫脹的青春。當張老師把被撕碎的《牛虻》一頁頁拼貼時，窗外暴雨正將香樟樹的新葉打落成滿地綠色信箋。北京外國語學院在一九八一年深秋為我鋪就文學甬道。寒冬過後，圖書館二樓期刊室裏，一九八○年第五期王蒙的《春之聲》正在解凍，暖氣片的轟鳴恰似綠皮火車穿過凍土。我們幾個南方學子圍着一盞枱燈，討論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在青年的文學夢裏，我始終揣着本文學雜誌當羅盤。一九八二年早春，為買刊登路遙《人生》的《收穫》雜誌，我裹着綠色的軍大衣在魏公村新華書店排了半小時隊。歸途雪地上，高加林的命運在自行車鈴聲中顛簸，前輪突然打滑的瞬間，我竟看見連平中學的香樟樹在海淀路上投下倒影。

某一次考試前夜，我把偷偷謄寫的詩稿夾進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的《十月》── 那時還不懂，鐵凝《沒有紐扣的紅襯衫》裏跳動的，正是我們這代人即將穿上的命運。後來在圖書館幫忙，總把新到的刊物藏在編目卡抽屜裏。某次被館長撞見，他扶了扶眼鏡：「葡萄牙語區的編目還空着，等你來填。」這句讖語般的玩笑，竟在一九八六年的里斯本成為現實──當大西洋的鹹風第一次灌進領口時，阿城的《棋王》在異國陽光下蒸騰出故鄉的霧靄。

在葡萄牙讀書的兩年，大學圖書館幾乎沒有中文圖書。葡萄牙地理學會和國家圖書館的藏書中，倒有不少曾經在澳門和內地生活過的人士捐贈的中文典籍。讀過幾本有關中國文學的譯作，也是從英文或法文翻譯成葡萄牙語的。里斯本寄居公寓的百葉窗總在黃昏篩下金粉，我將從珠海寄來的《人民文學》鋪滿小木桌。一九八六年遲到的三月刊裏，莫言《紅高粱》的野性酒香，竟與特茹河對岸的葡萄酒莊產生了血緣共鳴。深夜給《澳門日報》寫稿時，沒有想到成為後來《葡萄牙印象》收錄的文章，但史鐵生《我與地壇》的輪椅轍痕突然在鵝毛筆尖重現──原來所有孤獨的書寫者，都在共用同一盞青銅燈。

一九八八年盛夏歸國前夕，在聖喬治城堡的星光下重讀當年收到的幾本期刊。賈平凹的《浮躁》裏州河的水汽漫過城堡石壁，與澳門鹹潮在稿紙上相遇。突然明白，這些年用方塊字捕撈的異國光影，不過是文學早年播在我心中的魔豆長成的藤蔓。一九九六年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筆會籌辦澳門文學獎的某個夜晚，參賽稿件在評審會的地上鋪成星圖。當評審們為某篇意識流小說爭執時，我突然說：「這是一九八三年《北京文學》裏李杭育《沙灶遺風》的變奏。」滿室恍然──原來我們都在同一條文學長河裏舀水。

回歸後的澳門大學圖書館，樓梯將歲月盤繞成巴洛克式年輪。二○○一年春，我在倉庫發現一本《人民文學》合訂本裏還夾着葡語旁註。這疊穿越半個世紀的對話，催生了「中葡文學互譯計劃」。當佩索阿的詩集與《白鹿原》在同一個書架呼吸時，鹹淡交匯的文學潮汐正重塑着這片海域。二○二四年寫散文《遇見》時，港珠澳大橋的燈光在稿紙上流淌。我腦海中驚訝地浮起這樣的圖景，那些沉澱四十年的鉛字在月光中重新發芽── 北島的《回答》長出葡式碎石路，汪曾祺的鹹鴨蛋泛着大西洋的波光。當《遇見》在網絡上的轉載量突破四十五萬時，編輯說這是我「文學創作的新地標」，而我深知，這不過是一九七八年那顆文學種子開出的又一枝花。

我們在八年前倡導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時，就提出通過大灣區文學這個平台將港澳文學更好地融入中國文學大家庭。同時，通過這個平台，特別是港澳特區的特殊地位和政策優勢，將中國文學更好地推向國際舞台。此刻在聖保羅，巴西青年將莫言《小親疙瘩》譯作桑巴節奏。葡語版創刊號的封面下，一九八○年代鉛字正與亞馬遜雨林的潮濕氣息交媾。文學長河從不乾涸，它只是以另一種語言，在另一片大陸重新流淌。終審那夜，里約的基督像在暴雨中忽明忽暗。這些散落在時空褶皺裏的光斑，終將匯聚成照亮文學航程的燈塔。晨光中，第一抹朝陽照在《人民文學》葡語譯名上── 「A Nova Literatura Chinesa-LUME」，窗外掠過的候鳥，翅膀拍打着《人民文學》葡文版的封面──那些摺疊在紙頁間的潮聲，終將在大灣區的季風裏找到新的航道，這恰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使命。

此刻，我翻開二○二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學》，在《遇見》的結尾處補上一行小字：「謹以此文獻給一九七八年連平中學圖書館裏，那個推開鐵門的少年。」窗外的珠江口，潮水正捲着四十年的鉛字，浩浩湯湯，向東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