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美學，從一開始便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他奠立了「真、善、美」作為人類心靈的三重誘惑，幾乎整個西方哲學對價值的理解，都在他的框架中展開。然而，正是在這樣一位高舉美之理念的哲學家筆下，藝術從未被他真正承認為美的居所。

美，在柏拉圖那裏，是崇高的、抽象的、不可感的，而藝術，恰恰因為過於可感，反而成了問題。在《斐利布斯》中，柏拉圖否定人們可以在繪畫或雕塑中找到絕對的美。真正的美，只存在於幾何形體、純粹的色彩、單純的聲音，即脫離具體事物的抽象秩序。

柏拉圖認為，藝術一旦具象，便注定偏離理念。在《理想國》中，這個立場變得更加嚴厲：藝術被視為對現實的模仿，而現實本身已是理念的影子，於是藝術成了「影子的影子」，也就是一種在本體論上應當受譴責的存在。

即使如此，柏拉圖不是全然拒斥藝術。他承認，藝術能帶來一種特殊的喜悅，只是這種喜悅因其不受理性節制才顯得危險。為了保護城邦，他主張限制藝術的「審美放肆」，要求藝術家排除悲觀、混亂與過度情感，只頌揚神與德性。在《法意》中，這種理想主義更進一步轉化為制度化的實用主義，新作品必須經過權威的審核，才能進入公共生活。

有趣的是，正是這樣一位對藝術充滿戒心的哲學家，誕生了整個西方思想史其中一回最富詩性的美學書寫──《會飲篇》。

這是一場宴飲中的對話，是眾聲喧嘩取代單一說教的罕見時刻，也是柏拉圖極為接近詩人的一部作品。以「愛」為題，美在這裏不再是冷峻的理念，而是一條可以攀登的道路。

透過狄奧提瑪之口，柏拉圖描繪了那條著名的「美的階梯」：從對單一形體的愛，到對所有形體之美的理解，再上升到心靈、制度、知識的美，最終抵達那個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遺世獨立的美之本身。

這是柏拉圖美學極深的張力所在。一方面，他不信任藝術，另一方面，他卻只能以藝術的語言，才能讓人理解美的理念。這樣的矛盾，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