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東牆邊，曾有一棵黃楊樹。說不上它是什麼時候長成的，只知道有八九十年了。樹幹不過碗口粗細，枝葉卻探過了牆頭，比屋檐還高些。

小時候常纏着父親，想聽些關於這樹的故事。我那時總盼着，一棵活了這麼久的樹，總該見過些人間的悲歡離合吧。可父親說不出什麼來，只說他記事起這樹便在了。父親是防疫站的醫生，身上總帶着一股我不太喜歡的藥水味。那棵樹，他大約是沒時間留意的。

我是獨生女，母親在外地工作，童年的日子多半只有我自己。沒有玩伴的時候，便去問父親：「我跟誰玩呢？」父親給我買過小人書，還有一副積木，可每次問完，我還是靠到了那棵樹的樹幹上。那時我不懂，一棵樹怎麼會懂得一個小孩子的寂寞。可除了它，牆角的花、地上的螞蟻，又有誰懂呢？

記憶中，黃楊的樹幹並不光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一道翻捲的疤痕，怎麼來的，沒人知道。樹幹也不粗，長了八九十年才這麼一點，據說木質極緊，長得慢，但也正因為緊實，是刻印章的好材料。樹皮白白的，看着乾淨，像洗舊了的粗布衣裳。葉子只有小拇指大，綠得鮮脆。當時我還發明了一種玩法：撿起一片葉子，猛地往桌上一摁──「撲」的一聲，葉子齊嶄嶄斷成兩截，那聲音清脆得很，好聽極了。有時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不跟父親說。回到家，徑直走到樹底下，靠着樹幹蹲下來，自己一個人待着。起來的時候，褲子上便沾滿了白色的樹皮末子。

黃楊的花是淡黃色的，米粒大小，不惹眼。花謝了，便結出果子。果子薄薄的皮裏，藏着些紅豆大小的東西，碧綠溜圓，下面有三隻小小的腳──我便叫它「小板櫈」。每到秋天果子成熟落地，我就用手帕包起一大包，藏在我放積木的抽屜裏，想玩的時候，搬個小板櫈爬到椅子上，把那手帕包取出來，一層層揭開。然後坐在堂屋前的石階上，在天井裏擺一張小桌子，把那些「小板櫈」排成一排，嘴裏念叨着：「小朋友，排排坐，一二三，三二一。」有時用它們拼成剛認得的字，有時分成兩份，左手跟右手石頭剪刀布，看誰贏誰輸。藏起的「小板櫈」能陪我玩到第二年的春天。

每年春天，父親都要給樹剪枝，怕它掃了屋頂的瓦。剪枝的時候我總是最興奮的，仰着頭，揮舞着雙手，喊着：「下來了，下來了！爸爸，你快折下來！我也要上去！」枝葉就在我的歡呼聲中嘩啦啦落下來。我們把葉子捋掉，枝幹曬乾了生火──那時家裏還沒有煤爐，只有一個磚砌的灶台。父親說黃楊木最熬火，用它燒出的鍋巴格外香。我常拖着一根長長的樹枝，費力地塞進爐膛，手上臉上被火烤得發燙，聽着噼噼啪啪的聲響，便也高興地跟着哇哇地叫。

七八歲那年，我曾用花盆埋下幾顆「小板櫈」。現在想來，那大概就是一種自己也說不清的心境──巷子裏傳來「丟沙包」「跳皮筋」的笑聲，我卻只能對着這棵樹；可埋「小板櫈」時，我又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那棵樹，把它種下去：是不是就能一直有它陪伴？過了些日子，埋下的種子竟冒出嫩芽來，慢慢長成一尺多高。父親離休後把它修剪成一個盆景，非常漂亮，只是我每次看見它，還是會想起那些個下午──想起那個扒着門縫對着外面看了又看、最後還是回過頭來對着樹的小女孩。

後來我上學了，生活也變好了，有了新的玩具，有了同學朋友，有了寫不完的作業，也就不再想起與它對話了。甚至有一陣子，我有些怕別人知道那棵樹的存在──好像那棵樹是我一個人的秘密，說出來就會被拆穿。老師的評語裏總有「個性孤僻」四個字，我不知道這與那些獨自玩「小板櫈」的午後有沒有關係，每當父親看到這幾個字時，總會摘下眼鏡，用袖口輕輕擦一下鏡片，再緩緩地念出來。而我就會下意識地想起那個只能跟樹葉和果實說話的自己。那種想起裏，帶着一點說不清的委屈──彷彿整個童年，只有它知道我所有的沉默。

樹枝還是年年修剪，只是家裏早已用上煤爐，那些枝葉也不必再曬，我們便直接拖去垃圾箱裏扔掉，再也不曾回頭看一眼。

舊城改造時，老屋要拆了，黃楊樹自然是帶不走的。我站在院子裏望着它，望着老屋，風沒有來，葉子自己落了一片。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這些年過去，我也早已不是樹下那個蹣跚學步的小女孩，可它好像一點沒變，還是那樣粗細，還是那樣青綠。回想起來，我竟從未見它枯黃過。

父親嘆道，把它送到人民公園去罷，那裏或許有它的同伴。他說這話時沒有看我，而是望着樹冠。頓了頓，又說：「它孤單了這麼多年，也該有個去處。」──那天他身上沒有藥水味，大概是特意換過衣服了。

移樹那日我沒在家，父親在電話裏讓我放心，還說專家看了，認定這是棵百年老樹，會好好保護。我去公園尋過它，可是滿園綠樹，再也分不清哪一株是我的了。也好，它有了那麼多夥伴，想必是快活的。

再後來搬了幾次家，那盆盆景也不曉得去了哪裏。連同那點小心翼翼的期盼，一起丟了。

有時在夜裏，還會想起那棵黃楊。即使它還在，我想，也不會再有人去玩「小板櫈」，去為一片葉子的脆響，歡喜半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