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是直線前進，而是不斷在角色之間輪替、錯位、提前或延遲。這句話聽來像是一種哲學概括，卻往往在瑣碎的日常裏，一次又一次地被驗證。

瑞士當代作家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筆下的《我們飛》中，正寫到這樣一個微不足道、卻足以讓整個夜晚失序的時刻：託兒所即將關門，一個小孩遲遲等不到來接他的父母。這不是什麼戲劇性的災難，卻讓時間失效，令每一個在場的人，被迫面對自己尚未準備好的位置。

大人常以為，真正會改變人生的是重大的選擇或決定，但這個故事關注的，偏偏是一種「沒有被選擇」的狀態。老師沒有打算成為母親，也沒有準備好承擔任何人的人生，卻因為一通始終無人接聽的電話，被推進了一個她尚未抵達的角色：臨時母職。

老師的憤怒不是指向孩子，而是指向那些缺席的大人，也同時指向她自己尚未整理好的生活。她一邊照顧孩子，一邊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居所不像一個真正的家，關係缺乏穩定，未來更談不上清晰。那一晚，她像是被提前拉到人生的某個段落，短暫嘗試照顧者的身份，卻很快明白，這個角色不是只靠善意就能勝任。

老師的男友出現後，錯位變得更加明顯。男友可以與孩子玩得投入，卻對責任毫無感覺；他看似是大人，行為卻更像孩子。於是，空間裏同時存在三種狀態：真正的孩子，被迫提早理解世界的「孩子」，以及拒絕成為大人的大人。這樣的並置，使人難以再相信成長是一條自然推進的路。

故事最後，一切看似回到原狀。然而，真正無法回到原點的，是老師對自己的認知。她再也無法安穩地站在「還沒輪到我」的位置上。那一段短暫的臨時母職，更像是一個過早出現的預告，逼她直視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自己是否有能力成為能給予他人安全感的大人？而愛，是否真的足以承擔各種重量？老師如此問自己，作者這般問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