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庭判決梁國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不成立。若然有人不滿意裁決，可以依照現有法律程序上訴。從此案可見，現時香港法律制度確實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第一，為何同樣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前特首曾蔭權需要由陪審團審決，而這次涉及梁國雄的案件卻直接由法官作出判決？若論案件的性質及對香港社會之影響，在曾蔭權一案中，當時其中一個關鍵之處，前特首曾蔭權在政府發牌予廣播電台的過程中，並沒有申報他與雄濤公司其中股東之一（黃楚標）的利益關係。最終，陪審團以大比數八比一裁定，曾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至於另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曾蔭權涉嫌接受深圳東海花園的裝修工程利益後，以此作為發牌予雄濤廣播電台的考慮，陪審團則未有共識。法官解散陪審團後，案件留待九月重審。「曾蔭權案」中的另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控罪是，曾建議提名建築設計師何周禮授勳及嘉獎，陪審團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

　　在最近梁國雄的案件中，梁國雄涉嫌身為立法會議員期間，並沒有向立法會申報或披露收取黎智英一筆二十五萬港元的款項。根據基本法，立法會議員職責包括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立法會議員可以觸及的利益不會比行政長官少。從過往經驗看，梁國雄活躍於香港社會運動，在立法會內外都有重大影響力。若然假定曾蔭權在行政會議內能夠影響個別政策的最終決定，亦可以假定梁國雄對立法會有影響。在此背景下，為何梁國雄一案沒有設立陪審團？

　　陪審團制度值得反思

　　第二，若然梁國雄一案需要由陪審團判決，或曾蔭權一案由法官直接審判，結果會否不一樣？道理上，陪審團的設立是希望能讓較為「客觀」的公眾，根據控方與辯方律師辯論、呈堂證據等因素，在閉門會議後決定疑犯是否有罪。這建基於所有陪審員對疑犯毫無任何印象（或偏見），而且在案件審決後沒有任何利益好處。

　　一般而言，陪審團可用於絕大多數刑事審訊和部分民事案件，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情況有差異。筆者不同意「曾蔭權案」中設立陪審團。理由在於，生活在香港的正常市民，全都知道曾蔭權為前任特首。從不同民意調查中顯示，「幾唔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特首的比例接近一半。進一步看，不少香港市民可能已經對香港「官商勾結」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印象。另一方面，現實裏或許有市民感性地支持特首或特區政府。在此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合理地估計，隨機選出的陪審員會「客觀」地判斷曾蔭權是否有罪？若然梁國雄一案由陪審團處理，有人亦可能有相近的疑慮。結果如因此而出現重大偏差，這問題值得深思。

　　事實上，不少前英國殖民地（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等）已經取消了陪審團制度。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於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以一等榮譽畢業，但他不認同陪審團制度。李光耀曾指出，聰明的律師往往把握陪審員的個人弱點，例如對個別種族及宗教的成見，竭力為當事人辯護或洗脫罪名。成功與否取決於律師的詭辯能力，但很多時候真相未能呈現，正義亦未能伸張。重要的是，以李光耀的觀察，由於文化或宗教的因素，華裔或印度裔甚少判疑犯死刑。同時，陪審員也可能避免得罪個別人士或團體。早前，香港曾有一宗重大案件涉及前政務司司長及地產商，當時，不少被抽籤出任陪審員的人士卻因各種理由向法官申請豁免。陪審員工作似乎變成了一件苦事。我們如何肯定現時的司法制度能作出公正的判決？

　　破壞法治必將走向動亂

　　最後，在梁國雄一案中，法官指出若議員不小心漏報，實毋須擔心被控，認為這不會出現寒蟬效應，影響言論自由。筆者不明白的是，漏報與議員的言論自由有什麼直接關係？法官或許需要進一步解釋。現時，社會上似乎有一種風氣，法律界以外的市民不能批評甚至「評論」法官的判決，以示尊重香港司法制度。然而，法律的最終意義應該是彰顯社會公義，維持和平的秩序。任何國家或地方破壞了法治這一維繫社會穩定的基礎，最終必會走向動亂。

　　從廣義的角度看，維護法治不單是國家及政府的責任，更需要司法部門，甚至傳媒及大眾市民共同建立。若然普通百姓甚至當事人都不太明白判決理由及準則，甚至案件判決可能鼓動更多人參與犯法，會導致整個法治體系及社會秩序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此外，個別法規可能因社會的變遷而需要更新。例如，最近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相信在上世紀草擬香港基本法時亦未能預料。在全球化及信息化的環境下，香港有關傳播法規也需要更新，從而保障社會秩序及個人財產權益及生命安全。可見，有心人士需要按照香港特殊經驗，逐步改善法律制度，以彰顯社會公義。

　　城市智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