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時事評論員甘希文撰寫了《二十三條立法障礙何在？》一文，當中談及廿三條立法、將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地《刑法》條文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以及所謂「繞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頒布國安法的問題。當中有部分論點值得商榷，遂撰此文一談。

　　首先，文章認為建制派可提交私人草案，因為廿三條不涉公共開支、政制、政府運作、政府政策等私人草案的限制。然而，維護國家安全，必然涉及政府運作和政策制定，例如特區政府可能需要根據《公安條例》第40條的規定，由警察建立一個專門處理國安問題的部門，廿三條立法又怎能不涉及政府政策？

　　況且，根據廿三條的立法原意，以及過去多名中央官員已一再強調，自行立法保障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明顯是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明明應該由政府主動提交的法案，卻改由建制派提交私人草案，豈不是越俎代庖乎？更重要的是，根據《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私人草案要由分組點票表決，政府法案則只須出席議員的過半數票通過，為何要捨易求難？

　　其次，文中談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內地涉及國家安全的刑法條文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問題時，聲稱「要麼直接頒布實施，要麼本地立法實施」，這是一種錯誤的法律觀點。雖說根據《基本法》第18（2）條的規定，任何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但現實的情況是，加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條文是民事法，尚可直接頒布實施，刑事法卻不能跳過本地立法的程序。

　　除了香港任何刑事程序的檢控，都必須按照《公訴書規則》所建議的格式提出外，現行刑法內的一些刑罰，在香港都不能執行，需要加以「適應化」，例如《刑法》第103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刑罰便包括「拘役」、「管制」或「剝奪政治權利」，這三類刑罰都是香港所沒有的。另一方面，內地的法律條文字眼，往往沒有成文的釋義，如不用本地立法加上釋義，便是等同把字眼的釋法權，直接讓渡予香港的司法機構了。

　　正因如此，所謂「繞過《基本法》附件三」，根本是多此一舉。同情地理解，甘小姐的「繞過《基本法》附件三」，是指人大常委會不按照《基本法》第18（3）條的規定，又或者是修改《基本法》，使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地《刑法》條文可以在港直接實施。可是，基於兩地的法律條文和罰則存在差異，不論相關條文怎樣引入香港，也不能跳過本地立法的程序。既然如此，所謂的「繞過《基本法》附件三」，又是為了什麼？

　　最後的一個問題，是甘小姐認為，把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地《刑法》條文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後，若是透過本地立法實施，仍將遭遇議會拖拉。問題是：所謂的「議會拖拉」，究竟又是指什麼呢？若是指「泛民」的「拉布」的話，在立法會議事規則修改後，「泛民」能夠「拉布」的機會已經大幅減少。另一方面，「拉布」只會拖慢立法的進度，無法使法案遭到否決，所謂的「議會拖拉」，根本不足為慮。

　　因此，不論是廿三條立法，還是將內地的國安相關條文引入香港，最大的立法障礙很可能不是「泛民」。如上所述，政府提交的法案，只須出席議員的過半數票通過，而建制派在立法會坐擁42席，即便扣了主席梁君彥的一票，還有41票。換而言之，除非超過6名建制派「倒戈」，法案才有機會遭到否決，但是從建制派的過往表現，以及香港現時的政治形勢來看，建制派「倒戈」的機會實在是微乎其微。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