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方力鈞的時間不長，也只見過幾次面，但總感覺他那些看似隨意的筆觸，其實都是生命的刻痕；那些戲謔的光頭背後，皆藏着一顆無比真誠的心。每次觀看他的畫作，都莫名其妙、情不自禁地有一種感動。
千里迢迢來到武漢合美術館，走進「一個人的藝術史Ⅱ」展廳，迎面而來的不僅是那些熟悉的光頭形象，更多的是他過去四十多年走過的藝術軌跡的真實紀錄，以及從天南海北前來和他分享其生命歷程的朋友。這次，我看到的不僅是方力鈞的作品，更是他生命的延伸，一個立體、真實、鮮活的方力鈞。在這個被藝術填滿的空間裏，我忽然明白：真正動人的藝術，從來都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靈魂的袒露。
一九八八年的雲南，二十五歲的方力鈞偶然走進了「中國遠征軍將士公墓」。五千多抗日將士在此長眠，這個被歷史遺忘的角落，將年輕的藝術家「震撼到稀碎」。他在自述中寫道，從此開始了「惡補歷史新生活」。
那一刻的震顫，如同種子深埋，日後長成了他藝術中那些難以言說的沉重。站在他的畫作前，我彷彿能聽見歷史深處的回聲，能感受到那些無名者的呼吸。原來，他筆下那些看似荒誕的形象，都背負着這樣的歷史重量。而看似玩世不恭的他，也心懷了那麼深厚的家國情懷和大愛大義。
十年後，他選擇在大理建立工作室，理由簡單而深刻：「我希望再也不要離開這種發現了真實的開悟。」這種對真實的執著，讓他的藝術始終保持着痛感與溫度。
在展覽的文獻區，我讀到了一則令人動容的故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友人庫雪明的弟弟患腎病需要救治，方力鈞毫不猶豫地捐出了一九八九年的油畫《無題》參與義拍。一位澳洲老太太買下畫作，善款全數用於治病─這是那次捐助中最大的一筆。
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幅作品二○一○年在香港蘇富比以一百一十三萬港元拍出。這次展覽的執行策展人魯虹先生說，這是「善人終有善報」。但在我看來，這更像是善意在藝術市場中的奇妙流轉──那位澳洲老太太的善心，在幫助他人之後，不僅實現了慈善的價值，也獲得了時間的回贈。
凝視着展廳裏方力鈞的其他作品，我想起了另外兩個收藏故事：《1993-4》從一萬美元到二千四百三十七萬港元，《系列二（之四）》從四千美元到五千九百四十八萬港元。這些數字背後，不僅是市場對藝術的認可，更是時間對堅持的犒賞。
在展覽的角落，有關「當代藝術檔案庫」的展板深深吸引了我。方力鈞為此投入大量精力─籌措經費、尋找場地、聯繫各方。魯虹評價道：「若沒有巨大的格局與公益心，他是絕對不會去管這類事情的。」
這讓我想起方力鈞說過的一句話：「藝術是解決生命中最重要問題的方式。」原來，他理解的重要問題，不僅關乎個人表達，更關乎整個藝術生態的建構。在創作之餘，他默默地為中國當代藝術搭建着學術的基礎設施，守護着容易散失的歷史記憶。
這種擔當，讓我看到了一個藝術家最可貴的品質：在成就自我之後，不忘回饋滋養他的土壤。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每次展覽，總是高朋滿座，歡聲笑語。
一九九九年大理的冬天，方力鈞、岳敏君和葉永青在一起商量：「應該把這樣的時間和生活記錄下來。」於是有了「之間」展覽─何時和何地之間，鄉村和城市之間，我和你之間。
葉永青回憶道：「大家一起來喝酒，不談得失。」在昆明「上河會館」，「大家在一起喝喝酒，這些作品就散掉，去了該去的地方。我們沒有任何買賣，沒有任何經紀，也沒有任何宣傳。」
讀到這裏，我不禁微笑─原來在功利的藝術市場之外，還存在着如此純真的情感和純粹的藝術交往。這種基於友情和共同理想的聯結，比任何商業合作都更持久、更溫暖。多麼的純粹，多麼的瀟灑，又是多麼難得的可愛。
從大理出發的「時間的一個點」活動，像種子一樣在各個城市播撒。到重慶約上羅中立，到長沙約上李路明，到武漢約上曾梵志……他們用這種樸素的方式，一點點喚醒各地的現代藝術活力。這種藝術家之間的情義，或許正是中國當代藝術十分珍貴的底色。
走出展廳，夕陽正好。我忽然理解了為什麼有人說方力鈞「既真誠質樸，又有情有義」。他的藝術之所以能夠跨越國界，打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正是因為這份真誠和情義超越了形式和技巧，直抵人心；超越了語言和宗教信仰，直叩人性。畫裏畫外，都充分體現了人的基本價值和生命的純淨意義。
在這個強調速度的時代，方力鈞用他的實踐告訴我們，藝術的真諦不在追逐潮流，而在守護那些永恆的價值──真實、善意、擔當和情義。這就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傳承的應有之義，也是文化強國和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
「一個人的藝術史」看似是方力鈞個人的創作歷程，實則是他與時代、與他人、與歷史深情對話的見證。那些畫布上的形象，不僅是藝術的創造，更是生命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他有很多同道者：我們每個人都在書寫自己的「藝術史」─如何生活、如何愛人、如何守護內心的真實、如何承擔社會的責任，並在種種「如何」中，探索如何繼承和創新我們的傳統。
感謝這次展覽，讓我遇見了一個更加完整的方力鈞─不僅是成功的藝術家，更是有情有義有愛的人。在這個變幻的時代，在這個浮躁的世界裏，這樣的遇見，何其難得，何其珍貴。
